學達書庫 > 傳記·回憶錄 > 我與浦東抗日遊擊戰 | 上頁 下頁


  過了幾天,沈彬森同志帶了一位穿長衫,個子矮小,像小商人模樣的人來見我。他就是上海地下黨組織與我們的連絡人馬純古同志。他當時是上海印刷業工委的地下党負責人。我把「抗日服務團」的成員和返滬途中的情況向他作了簡要的彙報,問他下一步怎麼辦?他告訴我,上海黨組織已決定,其他同志到新四軍去,但要我留在上海工作。我說:「我是帶頭回來去抗日根據地的,自己反而不去,我怎麼向其他同志交代?」馬說:「這是上海黨組織的決定,不要你自己負責,你的任務完成了。」上海黨組織要我立即離開洪壽坊,去英租界的慈願難民收容所隱蔽下來。

  「八一三」抗戰爆發後,上海郊區江灣、大場、寶山、楊行、羅店、浦東等地,約有100多萬難民擁進租界。他們大多露宿街頭,無家可歸。上海租界上一批慈善會、同鄉會、愛國志士紛紛設立難民收容所,收容難民數十萬。這些難胞,來自戰區,家園被毀,生路斷絕,親人被殺害,飽嘗日軍摧殘之苦,有強烈的國仇家恨。大革命時期遭受嚴重破壞的上海黨組織,當時剛剛恢復,黨員不多,但仍抓住時機,把大部分的力量投入難民收容所工作。一些難民所成了党培養抗日幹部的大學校。一批批革命青年和知識分子,也從這裡走向党領導的抗日武裝鬥爭第一線。

  我去的是老垃圾橋(今浙江路橋)北的慈願難民收容所一區。這個地方原來是外國人的「墳山」,現在臨時搭起了一排排蘆席棚,一間棚子住幾十個人,大家睡統鋪,吃大鍋飯,生活很艱苦。但這個難民收容所,卻是上海黨組織重要的活動據點,它公開的負責人是党的可靠朋友趙朴初先生,實際工作是由周克、朱啟鑾等共產黨員具體負責管理的。馬純古同志把我安排到這裡,見我吃住基本解決,叮囑我要注意安全,不要隨便發表意見,以免引起人家注意。

  後來我才知道,上海黨組織原來確實準備把香港撤回來的同志,全部送往皖南的新四軍軍部去的。但國民黨的部隊駐紮在浙江、江蘇、安徽交界的廣德一帶,對新四軍封鎖嚴密,路上風險很大。為保證安全,只好等待時機。但時間一長,我們這些同志焦急了,上級黨也感到老等下去不是個辦法,於是讓一部分同志去新四軍「江抗」部隊。余東明等一批同志就去了「江抗」,在無錫、蘇州、常熟、太倉一帶打遊擊。沈彬森同志也去了江陰。我和欽家俊留在上海,因為我們是搞工人運動的,上海黨的工作很缺人。

  我的主要工作是領導幾名地下黨員的活動,他們在一個國際電臺工作,地址在法租界陸家觀音堂附近。我的任務是領導和培養他們成為骨幹,通過他們秘密發展和積蓄力量,以擴大黨的隊伍,為今後發展做準備。我的連絡人還是馬純古同志,他與我單線接頭。那時,我沒有公開職業,吃住都在英租界的慈願難民收容所,而工作在法租界,隱蔽得相當巧妙。欽家俊同志被安排在法商電車公司領導工運。

  有一次,難民收容所組織討論「新民主主義」問題。按組織規定我是不准發言的。因為那時年紀輕,沉不住氣,聽到有些言語不大像樣,我就開了一炮。我講的與外面公開宣傳的調子不一樣,反映的是中國共產黨的觀點。收容所的黨組織一聽就明白我的身份。所裡領導就把我的言行向上級黨組織反映,說我的發言不像一個普通老百姓。上級黨組織馬上找我談話,指出我不謹慎,以後只是吃飯、睡覺,不准發言。我深深感謝組織對我的愛護,以後講話格外小心留意了。不多久,「抗日服務團」裡幾個去「江抗」新四軍的工友,開小差回上海來了。一天在馬路上,我正巧碰上開小差回來的一位姓俞的工友。他對我說,部隊苦,吃不消。又問我在啥地方。我只好吱吱唔唔地應付一陣。我把這一情況向上級黨作了彙報。上級党考慮我工作的安全,決定讓我立即轉移。

  §4.   一天,上海黨組織派馬純古同志找我。他對我說:「你必須立即離開上海,黨組織決定派你去浦東帶部隊,為了『灰色隱蔽』,不暴露我黨的領導面目,你『朱複』的名字在香港已經紅了,必須改名換姓。」

  我聽了眼睛一亮,我從香港回到上海就是準備上戰場去打日本鬼子的,既然新四軍去不了,只要上戰場打鬼子,去浦東也一樣。我也第一次聽到浦東有我黨的武裝力量,感到我們黨了不起,竟然在敵人的統治中心——上海的郊區打起遊擊來了。

  當時我對黨要我改名換姓一時想不通。我說:「請党放心,我朱複為消滅日本鬼子,殺頭犧牲全不怕,大丈夫坐不改名,行不改姓,正大光明,名字不必改。」

  馬純古同志說:「這不是你個人的問題,是為了有利於黨開展工作,黨組織已研究決定了,你的名字必須改。」

  馬純古同志代表上級黨組織堅持要我改名換姓,我想上級黨組織總比我站得高看得遠吧。那麼改個什麼名字好呢?想來想去,想到一個「諸」字與「朱」同音,為了保住一個姓的音,我說:「那麼就姓『諸』吧。」名字呢?我想自己是個無產者,在舊社會是被人看不起的,那麼就叫「亞民」吧,亞者次也,亞民者即「次民」也,這個名字與我的地位相吻合。

  從此,我這個「諸亞民」名字,就在浦東、部隊和老百姓中慢慢地傳開了,幾乎家喻戶曉。因為後來我們部隊張貼文告的具名,都用這個名字。敵人曾用10萬元軍票買「諸亞民」首級,但他們都沒見到我是個什麼模樣的人,也不知道我的真實姓名和原來是幹什麼的。

  組織上向我交代了與浦東黨組織聯繫的方法。我深感這次下浦東與我以往所經歷的鬥爭不一樣,責任十分重大。

  在我去浦東之前,我黨在浦東的武裝力量已有一定的基礎。早在大革命時期,黨就十分重視浦東的工作,發動過浦東農民暴動,支援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留下了革命的種子。1937年12月,根據抗日鬥爭的要求,中共江蘇省委決定建立中共浦東工作委員會,以灰色隱蔽的面目出現,建立了抗日武裝力量。第一支武裝力量是由大革命時期的共產黨員周大根(又名周秋萍)組織起來的。他是南匯縣大團鎮周家宅人,1938年初受黨指派回浦東,在泥城建立了「南匯縣保衛團第二中隊」,簡稱保衛二中。周大根任中隊長,共產黨員姜文奎、姜文光和進步青年姚鏡人、陳文祥(陳伯亮)等都參加了這支部隊,泥城可說是浦東的革命聖地。一年多時間部隊就發展到200餘人,對日軍震動很大。1938年12月16日,日軍從周浦、祝家橋、南橋據點出動1000多兵力,大舉「掃蕩」,合擊泥城「保衛二中」。周大根帶領戰士,英勇抵抗,終因寡不敵眾,周大根等28位同志壯烈犧牲。這支武裝力量受到嚴重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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