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浦東抗日遊擊戰(1)_朱亞民

一

　　※第一章　從香港到浦東

　　§1．廖承志授命於我

　　1939年底1940年初，國民黨汪精衛集團已公開叛國，日軍對中國的侵略由大規模的軍事進攻，轉為政治進攻為主，軍事進攻為輔。中國抗日戰爭的相持階段已經到來。日本侵略者為鞏固其後方，加強了對國民黨頑固派勢力的誘降、勸降和逼降活動。國民黨右派的投降反共氣焰甚囂塵上，他們迫不急待地加緊對進步力量的進攻。

　　當時，我24歲，正在中華印刷廠香港分廠工作。這是個以印刷國民黨政府鈔票為主的官僚資本企業，職工大多來自上海，抗日進步力量活躍。國民黨政府為了打擊進步力量，竟然不顧工人的生計，把來自上海的1400多名工人全部解雇。這種罕見的迫害，激起了全廠職工的極大憤慨和強烈反抗。

　　在中共香港黨組織的領導下，自1939年8月至次年2月，工人們進行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解雇鬥爭，歷經7個月。它震撼了香港，震動了全國和東南亞。毛主席、黨中央從延安發來電報，給予堅決的支持和高度評價。

　　我當時是中共香港中華印刷廠黨總支組織部長，也是這次鬥爭的主要領導人之一。鬥爭結束以後，港英當局和國民黨在港勢力，開始對我們這些「活躍分子」進行搜捕迫害。黨組織根據抗日鬥爭的新形勢，要求被解雇的黨員骨幹，轉移到新的戰場。有的同志提出到延安去，但組織上告訴我們，去延安路程太遠，而且我們這麼多人，要通過西安封鎖線是不可能的。因此，要我們考慮去東江打遊擊。張蔚之等同志當時就按照這一安排去了，但大多數同志認為，我們是上海一帶人，語言不通，工作不易開展，去東江不太合適。

　　正當我們研究今後去向的時候，上級黨組織的楊康華同志通知我，要我去九龍的一個高級酒家，廖承志同志要接見我。

　　1940年2月的一個傍晚，我按約定時間，來到了這個酒家的一個客房。廖承志同志已在客房裡等候了。他抬眼看了我一下，問：「你是中華廠的朱複同志嗎？」我說：「是的，廖先生。」我是第一次見到廖承志同志，他當時的身份是八路軍駐港代表，也是党的華南局領導人之一。他中等的身材和犀利的目光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這是一套陳設豪華的客房，有好幾間房間。我們在一個小房間的圓桌邊坐下。他反坐在靠椅上，雙手和胸脯壓在靠背上，先向我介紹了抗日形勢。大意說，1940年後國內外時局正在發生急劇變化，蔣介石的反共氣焰會更囂張，日本準備擴大海外侵略戰爭。香港這塊彈丸之地，也是「山雨欲來風滿樓」。制止國民黨頑固派的投降活動，唯一辦法是發展我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他特別鄭重地強調：「要告訴工友，港廠鬥爭不是失敗，是有計劃地撤退。要把一批骨幹轉移到抗日根據地去工作。黨準備組織一個『抗日服務團』，決定由你任團長，對外講是被資本家解雇回上海找工作的。」廖囑咐我：「你一定要負責帶好這批同志安全抵達上海，到了上海後，一切聽從上海黨組織的安排。」

　　廖承志同志找我這次談話，主要是要我負責把中華印刷廠香港分廠的一部分黨員和罷工骨幹，安全轉移到上海接受新任務。

　　我離開酒家已是深夜了。香港這個當時只有幾十萬人口的殖民主義者統治的城市，除幾條喧鬧繁華街道以外，周圍還是荒蕪一片。我走出酒家，穿過幾條馬路，稍有涼意的海風拂面而來，我的心情頓感舒坦和輕鬆。

　　§2．率「抗日服務團」返滬

　　回廠後，我向黨總支彙報了上級黨要求組織服務團回大陸參加抗日武裝鬥爭的指示。經我們發動，響應參加「抗日服務團」的成員，共有20多人，都是黨員和群眾積極分子中的骨幹。為了適應鬥爭的新形勢，我們專門請在港的學者錢俊瑞同志給我們講了一次關於開展抗日遊擊戰爭的報告。我們還組織「抗日服務團」的同志，學習了黨在香港公開發行的《解放》、《群眾》以及《世界知識》雜誌上有關建立抗日根據地、開展遊擊戰爭的文章。大家鬥志昂揚，同仇敵愾。

　　為了安全轉移，黨組織先派了我廠的副書記，也是我的師兄弟沈彬森同志，離開香港到上海，與上海黨組織接關係。

　　我作好了捐軀疆場、報效祖國的思想準備。我是個長工，在香港已有個小家庭。我把住的房子和一切有用的家具雜物，全部讓給和送給留在香港的工友。我與愛人潘蘭珍同志，原有個不滿4周歲的兒子，在7個月的反解雇鬥爭中，由於工作繁忙，我無暇顧及家庭與孩子，以致這孩子竟因病而過早夭折了。這對我倆自然是件悲痛的事。現在，她剛懷孕一個多月，又不得不離開我獨自回常州老家去。常州戚墅堰老家的房子，已被日本鬼子全部燒光，我實在為她今後的生活憂慮。但因革命鬥爭的需要，我們不得不暫時分離。我托回常熟的兩位女工，一路上相互照顧。我對蘭珍說：「你先回家，等我到上海後再與你聯繫，我沒有信給你，你就不要來找我。」

　　她不知道我是去抗日第一線戰鬥的。誰知，這句「臨別贈言」，讓她苦苦等了五年。直到1945年初，我才把她接到青浦。當初還在母腹中的孩子建華這時已滿5歲了。

　　1940年的早春二月，我提了一隻不滿七八斤的小提包踏上了返回上海的征途。其他20多位同志，也分別登上了香港太古公司的一艘客貨輪。我檢查安排好工友，返回甲板舷窗時，船已駛向茫茫大海。南國疆海，春風融融，白浪滾滾，海天一色。回想我自1936年9月抵香港，到1940年2月離開，已是3年多。這3年多，我由一名普通的工人，成長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今天又接受黨的重托率領戰友回上海，奔赴抗日戰場的第一線去戰鬥。民族的危亡，黨的事業，呼喚我們這些熱血青年去戰鬥，光榮感、責任感如大海洶湧的波濤在我心中激蕩。

　　§3．隱蔽在上海難民收容所

　　輪船經過兩天兩夜的波濤顛簸，到第三天中午，終於駛進了闊別三年多的黃浦江。昔日的萬國商船港口，顯得冷冷清清，幾隻扯著膏藥旗的日軍武裝鐵殼船，在橫行穿梭。十六鋪碼頭，難民遍地，乞丐成群，市場蕭條，滿目淒涼。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罪行使我們義憤填膺。

　　「抗日服務團」的同志安全抵達孤島上海後，我安排他們有家的暫時回家等候消息，不能回家的由我帶領臨時住下來。按香港的約定，我一下船，就找到了沈彬森同志。先回上海的黨員蔣建忠同志，按黨組織指示，在大自鳴鐘（今長壽路西康路口處）洪壽坊已給我們租借了一間統樓，可以住10多個人。我與余東明、魯善山等黨員同志就住在那裡。為了避免上海警方注意，白天我們不出門，每天派人去買大餅油條來充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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