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勞動與樂觀

勞動與樂觀

　　經過這次參觀，我深信新社會的大門對我是敞開著的，問題就看我自己了。

　　我滿懷希望地邁進了一九五八年。這時我已經有了樂觀情緒。這種情緒最早的出現，是在一九五七年秋季抬煤的時候。

　　每年秋季，管理所就大量地運來煤炭，一部分準備冬季取暖，一部分製成煤磚供蔬菜溫室使用。我們冬季吃的青菜都是自己暖房生產的。

　　從前每次搬運煤炭和製作煤磚都用不著我們，我們從這年起才開始參加這項勞動。這時我的體質與往年大不相同了。在本組裡我和老王、蒙古族老正與一個偽將官年歲較小，凡是重活大都由我們四個人做，我因此得到了鍛煉，體質有了顯著的增強，從前的毛病已全部消失。在製作煤磚的勞動中，我擔任的是比較費力氣的抬煤工作。這天因為所長和一些幹部都來參加製作煤磚，大夥幹得特別起勁。臨完工，我和老憲又多抬了三滿筐。

　　交工具的時候，我聽見王看守員對一個同伴說：「我看溥儀幹活是實在的。他不挑顯眼的幹。」

　　我和老憲放下煤筐，到樹權上拿衣服穿，所長笑著問我：「溥儀，你的肩膀行不行？」

　　我看看肩膀，回答說：「不痛不腫，只略有點紅。」

　　「你現在的飯量怎樣？」

　　「乾飯三大碗，大餃子可以吃三十多個。」

　　「不失眠了？」

　　「躺下就睡著，什麼病也沒有了。」

　　在場的人不論是所方人員還是夥伴們，全沖我樂起來。顯然，這是和從前完全不同的笑聲。我覺得受譏笑的日子已成為過去了。

　　我這時在其他方面，也有了進步，例如學習《政治經濟學》和《歷史唯物主義》，並不像從前那樣吃力了，在自己的衣物整潔方面，跟別人的距離也大大縮小了。不過，我最有信心的還是勞動。只要不叫我做那些像紮紙花之類的細巧活，我的成績總是第一流的。即使是理論學習成績最好的人，都不免在這方面對我表示羡慕。

　　夥伴們的羡慕和我的信心的增長，與其說是由於勞動觀點的樹立，還不如說是由於社會上新出現的勞動風氣的啟示。從一九五七年末開始，我們就從報紙、家信以及所內人員的各種新動態上覺出了一種新風氣，好像人人都在爭著參加體力勞動，把體力勞動看做是最光榮的事。數以萬計的幹部上山下鄉了，學校裡增加了勞動課，出現了各式各樣的短期義務勞動的隊伍。在所裡，我們不但看到了幹部們做煤磚，而且看到所長和科長們在廚房裡洗菜、燒火，以及在南道裡挑送飯菜。每天清晨，我們還沒起床，院子裡就傳來了木制車輪聲和車上的鎬、鍁撞擊聲。這種聲音告訴我們，所長和幹部們已經出門到後山開荒去了。這一切都在啟示我們說：在新社會裡，勞動是衡量人的一項標準，當然，在改造中更不能例外。

　　我忘記了是誰告訴過我，許多人都錯誤地把勞動看做是上帝對人類的懲罰，只有共產黨人才正確地把勞動看做是人類自己的權利。我當時對任何神佛都已喪失了興趣，看不出勞動和上帝有什麼關係。我們每個人都能看出，勞動對於共產黨人來說，確實是一件很自然的事。記得有一次我們清除一堆垃圾，文質彬彬的李科員從這裡走過，順手拿起一把鐵鍁就幹起來，幹得比我們既輕快又麻利，而且一點不覺得多餘。

　　一九五八年，勞動之受到重視，勞動之成為熱潮，給我們的感受就更深了。我從北京的來信中，知道了許多新鮮事。從來悶在家裡不問外事的二妹，參加了街道上的活動，興高采烈地籌備著街道托兒所，準備幫助參加勞動的母親們看管孩子。在故宮裡工作的四妹參加了德勝門外修湖的義務勞動，被評為「五好」積極分子。三妹夫和三妹都參加了區政協的學習。老潤和區政協的老頭們參加了十三陵水庫工程的勞動，這些人的年齡加起來有七百六十六歲，工地上就稱他們為「七六六黃忠隊」，他因為一件先進經驗的創造而得到了表揚。五妹夫老萬和五妹，以自豪的口吻報道大兒子的消息，這個學地質的大學生參加了關於利用冰雪問題的科學研究工作，作為向自然進軍的尖兵，正在向祖國西北一座雪峰探險攀登。幾個侄子和大李都有了工作，在市郊農場做了生產小隊長。到處是勞動，到處是歡騰，到處是向自然進軍的戰鼓聲。人人都為了改變祖國的落後面貌的偉大歷史運動，貢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夥伴們收到的家信中反映的氣氛全是如此。後來，大家知道了毛主席和周總理以及部長們都參加了十三陵水庫的勞動，簡直就安靜不下來了，一致向所方和學委會提出，要求組織生產勞動。

　　所方滿足了大家的要求，先試辦了一個電動機工廠，製造小型電動機。後來因為這種生產很有前途，而我們一所的人力既弱又少，又轉交給三所、四所的蔣介石集團戰犯去辦，另給我們安排其它的勞動。這次的安排，是按照各人的體質和知識等條件，並且是從培養生產技能著眼的。我們共編成五個專業組，即畜牧組、食品加工組、園藝組、蔬菜與溫室組和醫務組。我和老元、老憲、老曲（偽滿四平省長）、老羅（偽滿駐外使節）五人被編入醫務組。我們的工作是每天掃除醫務室，承擔全部雜務和一部分醫務助理工作，邊做邊學，另外每天有兩小時的醫學課程，在醫務室溫大夫的輔導下，自己讀書和集體討論。我的四個同學都當過醫生，三人複習西醫，老羅和我學的是中醫。此外，針灸是五人的共同課。分組勞動了一段時間，我又有了新的信心。

　　我初到醫務組時，醫務助理業務遠不如那四位同學。我製作外科用的棉球時，做得活像從舊棉絮裡揀出來的；我量血壓時，注意了看表就忘了聽聽診器，或者顧了聽又忘了看；我學習操縱血壓電療器械時，起先老是手忙腳亂，總弄不好。只有在幹雜活、用體力時，我比他們每人都強。後來，我下定決心非學好業務不可。大夫或護士教過了我，我再找同學們請教，同學們教過了，我獨自一人又不停地練習。這樣學了一段時間，醫務助理業務慢慢地弄會了。那時每天有個日本戰犯來電療，每次完畢之後，他總是向我深深一躬到地，並且說：「謝謝大夫先生。」我不禁高興地想，固然我的白罩衣和眼鏡可能引起了誤會，但是這也說明我的操作技術得到了患者的信任。第一個學程終了，溫大夫對我們進行了測驗，結果我和別人一樣地得了個滿分。

　　在試製電動機的時候，我曾遇到過很堵心的事。電動機的生產分組名單，是學委會提出的。自老萬、小瑞等人釋放後，大家新選了前偽滿總務廳次長老韋、溥傑、老王和兩個偽將官為委員，老韋為主委。凡是帶技術性的工作，這個學委會都不給我做，帶危險性的也不給我做，纏線圈怕我纏壞，鑄鐵怕我出事故，結果只把一項最簡單的工作交給我，讓我跟幾個老頭搗焦炭——把大塊焦炭搗成小塊。我把這看做是對我的輕視，交涉幾次都沒結果。現在，我把醫務助理業務學得跟別人一樣了，連那個治高血壓的日本人都把我誤認成大夫，第一次測驗又得了個滿分，相信自己並不十分笨，這樣地學下去，自信必能學得一技之長，沒有四百六十八件珍寶，自信照樣能生活。

　　有一天，我要求見所長。這時老所長已經調了工作，這裡成了他兼管的單位，不常來上班，接見我的是一位姓金的副所長。這位年輕的副所長精通日文，原是專管日本戰犯的，日本戰犯大批遣送回國後，他照顧了全所的工作。我對他說：「我交出的那批首飾，政府應該正式收下來了。存條我也早丟掉了。」

　　我以為副所長對這件事的過程未必清楚，想從頭再說一遍，不料他立刻笑著說：「這件事我知道。怎麼，你已經有了自食其力的信心了？」

　　這天，我用了一整天的時間講了四百六十八件珍寶（這些東西後來進了陳列室）的每件的來歷，由一位文書人員做了記錄。完成了這件工作，我走到院子裡，渾身輕鬆地想：「副所長的那句話，無疑的是一句寶貴的鑒定。看來，我進步的不錯吧？快到了做個正經人的那天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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