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世界上的光輝」

「世界上的光輝」(1)

　　從一九五六年下半年起，經常有些外國記者和客人來訪問我，還有些外國人寫信給我，向我要照片。一九五七年二月，我接到從法國斯梯林一溫德爾寄來的一封信，請求我在照片上簽字，信裡除了附來幾張我過去的照片外，還有一篇不知要做什麼用的文章，文章全文如下：

　　監牢裡的中國皇帝

　　世界上的光輝是無意義的，這句話是對一個關在紅色中國的撫順監牢裡，等待判決的政治犯人的一生寫照。在孩童時期，他穿的是珍貴的衣料，然而現在卻穿著破舊的棉布衣服，在監牢的園子裡獨自散步。這個人的名字是：亨利溥儀。五十年前，他的誕生伴隨著奢華的節日的煙火，但是現在牢房卻成了他的住處。亨利在兩歲時做了中國的皇帝，但以後中國的六年內戰把他從皇帝寶座上推了下來。一九三二年對於這位「天子」來說，又成為一個重要的時期：日本人把他扶起來做滿洲國的皇帝。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人們再也沒有聽到關於他的什麼事，一直到現在這張引人注意的照片報道他的悲慘的命運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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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早兩年寄來，或者還能換得我一些眼淚，但是他寄來的太晚了。我在回信中回答他說：「對不起，我不能同意你的見解。我不能在照片上簽字。」

　　不久前，在某些外國記者的訪問中，我遇過不少奇怪的問題，例如：「作為清朝最末一位皇帝，你不覺得悲哀嗎？」「長期不審判你，你不覺得不公平嗎？這不令你感到驚奇嗎？」等等，這裡面似乎也包含著類似的同情聲調。我回答他們說，如果說到悲哀，我過去充當清朝皇帝和偽滿皇帝，那正是我的悲哀；如果說到驚奇，我受到這樣的寬大待遇，倒是很值得驚奇的。記者先生們對我的答案，似乎頗不理解。我想那位從法國寫信來的先生，看到了我的回答必然也有同感。

　　在我看來，世界上的光輝是什麼呢？這是方素榮的那顆偉大的心，是臺山堡那家農民的樸素語言，是在我們愛新覺羅下一代身上反映出來的巨大變化，是撫順礦山的瓦斯灶上的火苗，是工業學校裡的那些代替了日本設備的國產機床，是養老院裡老工人的晚年，……難道這些對我都是沒有意義的嗎？

　　難道我被寄予做個正經人的希望和信任，這是對我沒有意義的嗎？難道這不是最寶貴的審判嗎？

　　我相信，這不僅是我個人的心情，而是許多犯人共同的心情，甚至於是其中一些人早有的心情。事實上，這種爭取重新做人的願望與信念，正逐漸在日益增多的心中生長著（這時我們已經開始把改造當做是自己的事了），否則的話，一九五七年的新年就不會過得那樣與前不同。

　　我們每次逢年過節，在文娛活動方面，除了日常的球、棋、牌和每週看兩次的電影之外，照例要組織一次晚會，由幾個具有這方面才幹的人表演一些小節目，如偽滿將官老龍的戲法，小固的快板，老佑的清唱，溥傑的《蕭何月下追韓信》，蒙古人老正和老郭的蒙古歌曲，等等。溥傑偶爾也說一次自編的相聲，大家有時也來個大合唱。觀眾就是我們一所的這幾十個人，會場就在我們一所的甬道裡或者小俱樂部裡。甬道裡從新年的前幾天就開始張燈結綵，佈置得花花綠綠。有了這些，再加上年節豐盛的伙食和糖果零食，使大家過得很滿意。可是一九五七年這一次不行了，大家覺得別的全好，惟獨這個甬道晚會有點令人不能滿足；如果能像日本戰犯似的在禮堂裡組織一次大型晚會，那才過癮。離著新年還很遠，許多人就流露出了這種願望。到了該著手籌備過年的時候，一些年輕的學委們憋不住了，向所方提出了這個意思。所方表示，倘若有信心，辦個大型的也可以，並且說如果能辦起來，可以讓新調來的三、四兩所的蔣介石集團的戰犯做觀眾，把禮堂裝得滿滿的。學委們得到了這樣的答覆，告訴了各組，於是大家興高采烈地籌備起來了。

　　大家之所以高興，是因為都想過個痛快的新年，而所方之所以支持，是因為這是犯人們進行自我教育的成功的方法之一。學委會是首先接受了這個思想的。他們早從日本戰犯的演出得到了啟發。日本戰犯每次晚會除了一般的歌舞之外，必有一場戲劇演出，劇本大都是根據日本報刊上的材料自己編的。記得一出名叫《原爆之子》的戲，描寫的是蒙受原子彈災禍的日本人民的慘狀，這齣戲控訴了日本軍國主義給世界人民而且也給日本人民造下的罪行，演到末尾，臺上台下是一片控訴聲和哭泣聲。學委會看出了日本戰犯們通過演戲的辦法，編劇者、演劇者和觀劇者達到了互相教育、互相幫助的效果，決心也要在這次晚會上演出一出這樣的戲。學委會的計劃得到了許多人的擁護，他們很快就把戲的大概內容和劇名都想出來了。一共是兩出戲，一出名叫《侵略者的失敗》，內容寫的是英軍侵略埃及、遭到埃及人民的反擊而失敗的故事，這是一出時事活報劇；另一出是寫一個偽滿漢奸，從當漢奸到改造的經歷，這是一出故事劇，名叫《從黑暗走向光明》。劇作家也有了，這就是溥傑和一個前江偽政權的穆姓官員。事情一決定，他們便馬上寫起劇本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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