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日本戰犯(3)

日本戰犯(3)

　　回想了一下，就覺出了他們的變化是很明顯的。為什麼這些身為囚犯的人變得那樣高興，那樣生氣勃勃？為什麼在釋放之後，坐在興安丸上，還帶著管理所送他們的那套管弦樂器，流著淚向逝去的中國的海岸吹奏？為什麼他們最愛唱「東京——北京」？為什麼連每個被判刑的人都在反復地說著：「我感激中國人民！」「我悔恨……」？

　　古海這樣說，罵過人的這樣說，耍過無賴的也這樣說。從日本來的信裡，常有這樣的話：「我從中國知道了應當怎樣活著」，「我認識了人生」，「在我踏出人生的第一步時，對於祝福我的身心健康與我握手的所長先生，你那手上的溫暖是永不會失去的」

　　有幾個戰犯，從日本報紙、雜誌上知道美國軍隊佔領了他們的土地之後，出現了一種叫「胖胖女郎」的婦女職業，這是和我國解放前「吉普女郎」類似的現象，他們惱怒起來，罵那些女人不要臉。有人寫信給他的妻子，問她是不是也幹了這個。這封信經過檢查，被所方管教人員留下來，拿著找到他，十分耐心地說：「你再考慮考慮，這樣給妻子寫，合適不合適？不用說你問得毫無根據，即使有根據，你也要想一想，這是誰的罪過？難道要叫一個女人負責嗎？」這個戰犯聽了一聲不響，突然他把那封信團起來扔在地上，然後抱頭大哭起來。

　　是的，那些感激中國人民的人，不只是感激中國人民的寬大，他們更感激中國人民給他們認識了真理，明白了許多事情的真相。就像我認識了皇帝是怎麼回事似的，他們也明白了軍國主義的真相和日本的現實。他們回國之後來信談到了少年犯罪數字的驚人，談到了胖胖女郎的命運。在管理所放映過的日本電影《基地的兒童》、《戰火中的婦女》都是現實。塞班島的婦女在刺刀逼迫下走進海水，絕望的母親用雙手把自己剛出生的嬰兒舉到水面上，這些現實剛過去，美軍的基地出現了，美國坦克軋著他們的土地，美軍的飛機染汙他們的天空，美國大兵姦污他們的婦女，……

　　一個回到農村的人，來信沉痛地說：「村中一部分青年變了，有當強盜的，有為了婦女問題而殺人的，有的參加了自衛隊，沉溺在酒和婦女的墮落生活中。到了夜晚，如不把門窗關好就不敢安然地入睡。文化方面是腐敗的，電影也是誨淫誨盜的多，還有從前時代的戲以及劍道柔道和射擊的遊戲。兒童做著殺人的遊戲，對父母的吩咐也是不大聽從。物資應有盡有，可是窮人是沒錢買的……」

　　他們在中國認識到了真理，他們回去又看到了自己的祖國蒙受災難的真相，他們一明白了這些道理，就組織起來、行動起來了。他們到處講演，講新中國，講日本軍國主義的罪惡，反對復活軍國主義，要求獨立民主與和平。他們何以如此呢？他們受到許多的限制、監視，但是他們並不畏縮，他們有很多辦法對付那些限制。反動派不准他們演出中國的舞蹈，他們就把蒙古舞、扇舞、秧歌舞、紅綢舞教給職業歌舞伎座，於是中國的紅綢舞和秧歌舞傳遍了日本全國各地。他們何以有這些辦法呢？力量是哪裡來的呢？

　　從妹夫們零星的但是興奮的談話中，我知道了在日本發生的許多關於歸國戰犯們的故事，這些故事歸結出一個事實：他們到處受到日本人民的歡迎，他們把真理告訴了人民，人民支持了他們。

　　有許多人來信敘述他如何被他的家人、親友、同鄉，以及團體、學校邀請去講他的監獄生活，講中國的事情。他們講了中國人民對日本人民的友情，講了強大起來的中國對戰爭是什麼態度，中國人民的希望和理想是什麼。對他的話，有人懷疑，有人採取保留態度，有人相信。但越來越多的是相信，是肯定，是對於回去的人的信任。對於回去的人，親美的反動統治者越不喜歡，人民卻是越相信他……

　　他們一回國便出版了一本書：《三光政策》。那些親身參與了日本軍隊在中國暴行的人寫下了他們如何在中國土地上製造無人區，如何拿中國人民做細菌武器的試驗，如何把活人解剖，……這本書第一版五萬冊，在一個星期裡便賣光了！

　　有幾位前軍人、退伍的將軍們，聽了他們一位回國的舊同事談了幾年來的生活和感受後，默然良久，最後說：「憑了我們的良知和對你的瞭解，我們相信你所說的每一句話。不過，這些話只能是在屋裡說。」

　　有一個村莊，在聽了剛從中國回去的這位同鄉說完以後，凡是有什麼問題，人們總愛說：「找××去吧。他是我們村裡懂得最多的人。」

　　有一個村莊，他們的剛剛回來的同鄉不大愛說話，只是改變過去在家的習慣，鄉親們很詫異這個人為什麼如今這樣和善，這樣愛幫助別人。當知道了這是在中國發生的變化以後，他成了村中更加有威信的人。

　　還有一個村莊，他們拿著「武運長久」的旗子，像歡迎凱旋的將軍似地歡迎回國的人。但是這個受歡迎的人，一下了火車，就向他的鄉親們發表了一篇沉痛的演講，結果人們明白了廣島的災難原因，都流下了眼淚，「武運長久」的旗子也跌落在地上了……

　　有一個母親，聽她被釋放回去的兒子講述了十多年來的生活之後，便問道：「北京在哪裡？」兒子告訴了她。她於是發現了褥墊放的不對頭，不應當讓雙腳朝著這個方向，便急忙把褥墊調動過來，叫頭朝著北京——那裡是真理與希望。這是一個母親的希望。

　　許許多多的戰犯家屬——他們許多都是樸實的勞動人民，或者具有良知的人。他們從前有不少人給中國政府寫過信，要求釋放他們的丈夫或兒子，說他們都是無罪的人。後來他們有人要求到中國來看他們的親人，他們來了，聽了親人們的講述，有的聽了中國人民在法庭上控訴的錄音，他們和監獄裡的親人一齊哭了，他們承認了監獄裡的人是有罪的，明白了他們是上了軍國主義的當。

　　日本戰犯的變化，猶如我的家族的變化一樣，給了我極大的震動。我從這些變化中看出了一個事實：共產黨人是以理服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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