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怎樣做人？(2)

怎樣做人？(2)

　　操場完工後，學委會決定再美化一下我們的院子，要栽花修樹，清除雜草，墊平窪坑，迎接五一節。大家都很高興地幹起來了。我起先參加墊大坑的工作，江看守員說我眼睛不好，恐怕掉到坑裡去，便把我的工作改為拔草。我被分配到一塊花畦邊上，幹了一會兒，蒙古人老正走到我身邊，忽然一把搶走我手裡剛拔下的東西，大叫大嚷起來：「你拔的是什麼？呵？」

　　「不是叫我拔草嗎？」

　　「這是草嗎？你真會挑，拔的全是花秧子！」

　　我又成了周圍人們視線的焦點。我蹲在那裡，抬不起頭來。我真願意那些花草全部從世界上消失掉。

　　「你簡直是個廢物！」老正拿著我拔的花秧子指著我，繼續叫嚷。

　　這時江看守員走過來了。他從老正手裡接過花秧子，看了看，扔到地上。

　　「你罵他有什麼用？」他對老正說，「你應該幫助他，教給他怎麼拔，這樣他下次才不會弄錯。」

　　「想不到還有人認不出花和草來。」老正訕訕的。

　　「我原先也想不到，那用不著說。現在看到了，就要想辦法幫助。」

　　從前，我腦子裡這「想不到」三個字總是跟可怕的結論連著的：「想不到溥儀這樣蠢笨——不堪救藥！」「想不到溥儀這樣虛偽，這樣壞——不能改造！」「想不到溥儀有這樣多的人仇恨他——不可存留！」現在，我在「想不到」這三個字後面聽到的卻是：「現在看到了，就要想辦法幫助！」

　　而且是不止一次聽到，不只從一個人口中聽到，而且說的還不僅是要對我幫助。

　　有一天，我的眼鏡又壞了。我經過一番猶豫，最後還是不得不去求大李。

　　「請你幫幫忙吧，」我低聲下氣地對他說，「我自己弄了幾次，總也弄不好，別人也不行，求你給修修。」

　　「你還叫我伺候你！」他瞪眼說，「我還把你伺候的不夠嗎？你還沒叫人伺候夠嗎？」說罷，他忿然躲開了我，從桌子的這面轉到另一面去了。

　　我呆呆地立著，恨不得一下子撞在牆上。

　　過了沒有兩分鐘，只見大李從桌子那面又走回來，氣哼哼地拿起了我的眼鏡說：「好，給你修。不過可要說明，這不是為了別的，不過為了幫助你改造。要不是為了這個，我才沒功夫呢！」

　　後來，我在休息時間到新成立的小圖書室去想獨自散散心，在那裡碰見了溥傑。我跟他談起了心事，說到我曾因為家裡人們的態度，難過得整夜睡不著覺。他說：「你為什麼不跟所方談談呢？」我說：「談什麼呢？人們從前受夠了我的罪，自然應該恨我。」溥傑說：「我聽說所方也勸過他們，應該不念舊惡，好好幫助你。」我這才明白了大李為什麼帶著氣又從桌子那邊轉回來。

　　我那時把幫助分做兩類：一類是行動上的，比如像大李給我修眼鏡，比如每次拆洗被褥後，別人幫助我縫起來，——否則我會弄一天，影響了集體活動；另一類是口頭上的，我把別人對我的批評，放在這類裡。所方常常說，要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交換意見，進行互相幫助。我很少這樣「幫助」人，而且這時也很不願意接受別人的「幫助」。總之，儘管大李說他修眼鏡的目的是幫助我改造，儘管所方說批評是改造思想的互助形式之一，我還是看不出任何一類的幫助與我改造思想、重新做人的關係。不但如此，我認為修眼鏡、縫被子只能證明自己的無能，換得別人的鄙夷，在批評中也只能更顯出我的傷疤和隱痛。不幫助還好，越幫助越做不得人了。

　　政府人員每次談到「做人」，總是跟「改造思想」、「洗心革面」連著的，但我總想到「臉面」問題，總想到我的家族和社會上如何看待我，能否容忍我。我甚至想到，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即使要把我留在世上，到了社會上也許還是通不過；即使沒有人打我，也會有人罵我、啐我。

　　所方人員每次談到思想改造，總是指出：人的行為都受一定思想的支配，必須找到犯罪行為的思想根源，從思想上根本解決它，才不至於再去犯罪。但我總是想，我過去做的那些事是決不會再做了，如果新中國的人容我，我可以保證永不再犯，何須總是挖思想。

　　我把「做人」的關鍵問題擺在這上面：對方對我如何，而不是我自己要如何如何。

　　但是所長卻是這樣說的：如果改造好，人民會給以寬大。改造不好，不肯改造，人民就不答應。事實上，問題在於自己。

　　這個事實引起我的注意，或者說，我開始知道一點怎樣做人的問題，卻是在我苦惱了多少日子之後，從一件小事上開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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