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自作孽，不可活」(2)

「自作孽，不可活」(2)

　　在語氣上流露出仇恨的，是大李寫的：

　　溥儀這個人既殘暴又怕死，特別好疑心，而且很好用權術，十分偽善。他對傭人不當人待，非打即罵，打罵也不是因為犯了什麼錯，完全是以他個人情緒如何而定。如有點不舒服啦，累一點啦，用的人就倒楣了。拳打腳踢是輕的。可是他見了外人的時候，那種偽善樣，就像再好也沒有的。

　　打人工具，在天津時有木板子、馬鞭子，到偽滿又加上許多新花樣……

　　他把大家都教成他的幫兇，如要是打某人，別人沒有動手打，或動作稍慢一些，他都認為是結黨袒護，那未動手打的人，要被打得厲害多少倍。侄子與隨侍沒有沒打過人的。一個十二三歲的周博仁（孤兒）有一次被打得兩腿爛了一尺長的口子，叫黃子正大夫治了兩三個月才好。這孩子治療時，溥儀叫我送牛奶等物，還讓我對孩子說：皇上對你多好呵！你在孤兒院能吃到這麼好的東西嗎？

　　我把最後這批檢舉材料看完，過去那一套為自己做辯護的道理，從根本上發生了動搖。

　　在從前，我把自己的行為都看做是有理由的。我屈服於日本人的壓力，順從它的意志，是不得已而為之的；我對家裡人的作福作威、予取予奪、動輒打罵以至用刑，也當做我的權力。總之，對強者的屈服，對弱者的發威，這都被我看做是自然的、合理的，我相信人人處於我的境地都會那樣做。現在，我明白了除了我這樣的人，別人並非如此；我的道理是拿不出去的。

　　說到弱者，沒有比被剝奪權利的囚犯更「弱」的了，然而掌握著政權的共產黨人對手下的這些囚犯，並沒有打，沒有罵，沒有不當人看。說到強者，具有第一流裝備的美國軍隊可算是「強」的了，然而裝備遠遜於它的共產黨軍隊硬是不怕它，竟敢於跟它打了三年之久，一直打得它在停戰協定上簽了字。

　　就在剛才，我還看到了新的例子。在人民群眾的控訴檢舉材料裡，我知道了原來有許多普普通通的人，在強暴壓力面前並不曾按著我的信條辦事。

　　巴顏縣有個叫李殿貴的農民，受盡了鬼子和漢奸的欺壓，他把希望放在抗日聯軍身上。一九四一年的春節，他給抗聯隊伍送去了一鬥小米、四十七根麻花、一百二十個雞蛋和兩包煙捲。後來被偽警察知道了，把他抓去，成天上「大掛」、吊打、過電，並且把打得血淋淋的死難者放在他身邊恐嚇他，叫他供出抗聯的線索。這個頑強不屈的農民沒有吐露出任何關於抗聯的口供，在監獄裡受盡折磨，一直堅持到光復得救。

　　薑樹發，是天增屯的抗日救國會的副會長，給抗聯送過飯，帶過路，他被特務們抓去了，一連過了七堂，上「大掛」、打釘板。過電、灌涼水全經過了，沒有供出一點線索，特務拿他沒法，最後判了他兩年徒刑。

　　蕭振芳也是一個普通農民，幫助他叔叔蕭坤一同給抗聯送飯、帶路，做秘密的抗日工作。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一日的半夜裡，六個偽警察突然闖進他的家，沒尋找到他叔叔蕭坤，把他綁送到警察署追問。他說：「我不知道！」警察們把他打死過去，然後澆涼水，醒過來又打，這樣死而復活，活了又打死，折騰到第四次，涼水也澆不活了，就用「衛生車」拉到爛屍崗子，扔在那裡。這個頑強的人在爛屍崗又活了，被一個拉衛生車的工人救了去。他的叔父蕭坤到後來也被抓了去，至死不屈。他住的那個監獄，就是我在哈爾濱住過的那個地方。

　　一九四三年，金山屯的李英華還是個孩子，他曾給過路的抗聯軍隊送過雞蛋，被特務告發，捉到警察署裡。特務們先給他點煙、倒茶，請他吃餃子，說：「你是個孩子，不懂事，說了就放你。」李英華吸了煙，喝了茶，吃了餃子，然後說：「我是莊稼人，啥也不知道！」特務們便把他頭朝下掛起來打，又過電、火燒，脫光了身子撞釘板，可是從這個孩子身上什麼也沒得到。

　　總之，我知道世界上的人並非骨頭都是軟的。我過去的所作所為，除了說明是欺軟怕硬和貪生怕死之外，沒有任何其他別的解釋。

　　我從前還有一條最根本的理由，為欺軟怕硬、貪生怕死做解釋，就是我的命最貴重，我比任何人都更有存在的價值。幾年來，經過洗衣、糊紙盒，我已懂得了自己的價值，今天我更從東北老百姓和家族的檢舉中看出了自己的價值。

　　我在鏡子的圍屏中看出我是有罪的人，是沒有光彩的人，是個沒有理由可以為自己做任何辯解的人。

　　我在最後一份材料上簽完字，走在甬道上，心中充滿了懊悔與悲傷——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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