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自作孽，不可活」

「自作孽，不可活」(1)

　　問題之嚴重，還不僅限於此。

　　日本戰犯的坦白、揭發和東北人民群眾的控訴、檢舉，使我們「一所」激動起來了。尤其是那些年紀輕的人，反應分外強烈。在這種情形下，我遭到了侄子、妹夫和大李的揭發。我陷入了來自四面八方的仇恨中，其中包括了家族的仇恨。我猶如置身鏡子的包圍中，從各種角度上都可以看到自己不可入目的形象。

　　這是從我們一所的一次全體大會開始的。那天我們參加過日本戰犯的學習大會，工作團的人員把我們召集起來，要大家談談感想和認識。許多人從日本戰犯大會上感染到的激情猶未消失，這時紛紛起立發言，自動坦白出自己的罪行，並且檢舉了別人。人們檢舉比較集中的是前偽滿司法大臣張煥相。他在「九一八」事變前，做過東北講武堂教育長、哈爾濱特區行政長官和東北軍航空司令。「九一八」事變後，他從關內跑到撫順老家，千方百計地巴結日本人，給統治者獻計獻策，上了四十二件條陳，因此，得到了關東軍的賞識，並由軍政部囑託爬上司法大臣的位子。他有許多出名的舉動，其中一件是他在被起用之前，在家裡首先供奉日本神武天皇的神龕，每逢有日本人來找他，他必先跪在神龕前做好姿勢等著。另一件是，他曾在撫順親督民工修造神武天皇廟，修成後和他老婆每天親自打掃。在人們的檢舉聲中，他嚇得面無人色。後來人們提到他人所以來的種種對抗舉動，例如故意糟踏飯菜、破壞所內秩序、經常對看守員大喊大叫，等等，引起了全場人的忿怒。有人向他提出警告，如果今後再不老實，還要隨時揭發他，政府也不會饒他。我很怕也被別人這樣當場檢舉，很怕別人也認為我不老實。由於這次檢舉與認罪，不准彼此透露材料，我怕別人不知道我已做了坦白，覺得有必要在大會上談談，表明我的態度。因此，我也發了言。在我講完了坦白材料之後，剛要說幾句結束話，再表明一下認罪決心的時候，不想小固忽然從人叢中站起來，向我提出了質問：「你說了這麼多，怎麼不提那個紙條呢？」

　　我一下怔住了。

　　「紙條！小瑞的紙條！」小秀也起來了，「那些首飾珍寶你剛才說是自動交出的，怎麼不說是小瑞動員的呢？」

　　「對，對，」我連忙說，「我正要說這件事。這是由於小瑞的啟發……」

　　我匆匆忙忙補充了這件事，而小固、小秀還是怒目相視，好像猶未甘心的樣子。幸虧這個大會到此就結束了。

　　我回到監房裡，趕緊提筆寫了一個檢討書給所方。我想到所長知道了一定很生氣的，心裡不由得埋怨小瑞，於什麼把這件事告訴小固和小秀呢？小固和小秀未免太無情了，咱們到底是一家人，你們不跟老萬和老潤學，竟連大李也比不上！過了不久，我看到了他們寫的書面檢舉材料，才知道家裡人的變化比我估計到的還要可怕。

　　按照規定，每份檢舉材料都要本人看過。趙訊問員拿了那堆檢舉材料，照例地說：「你看完，同意的簽字，不同意的可以提出申辯。」

　　我先看過了一些偽大臣寫的。這都是偽滿政權的公開材料，我都簽了字。接著便看我的家族寫的。我看了不多頁，手心就冒汗了。

　　老萬的檢舉材料裡，有一條是這樣寫著的：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晚上我入宮見溥儀。溥正在寫一紙條，此時張景惠及武部六藏正在外間屋候見。溥向我出示紙條，內容大意是：令全滿軍民與日本皇軍共同作戰，擊潰來侵之敵人（蘇軍）。溥謂將依此出示張景惠等，問我有何見解。我答雲：只有此一途，別無他策。

　　我心想這可毀了！我原把這件事算在吉岡的賬上了。

　　大李的檢舉，更令我吃驚。他不但把我離開天津的詳情寫了，而且把我寫自傳前跟他訂「攻守同盟」的事情也寫上了。

　　事情不僅僅是如此。他們對我過去的日常行為——我怎麼對待日本人，又怎樣對待家裡的人——揭露得非常具體。如果把這類事情個別地說出一件兩件，或者還不算什麼，現在經他們這樣一集中起來，情形就不同了。例如老萬寫的有這麼一段：

　　在偽宮看電影時，有天皇出現即起立立正，遇有日兵攻佔鏡頭即大鼓掌。原因是放電影的是日本人。

　　一九四四年實行節約煤炭時，溥儀曾令緝熙樓停止升火，為的做給吉岡看，但在自己臥室內，背著吉岡用電火取暖。

　　溥儀逃亡大栗子溝，把倭神與裕仁母親像放在車上客廳內，他從那裡經過必行九十度和，並命我們也如此。小瑞的檢舉裡有這樣一段：

　　他用的孤兒，有的才十一二歲，有的父母被日寇殺害後收容到博濟總會，前後要來使用的有二十名。工作十七八小時，吃的高粱米鹹菜，嘗盡非刑，打手板是經常的、最輕的。站木籠、跪鐵鍊、罰勞役……平時得互相監視。孤兒長到十八九歲仍和十一二歲一般高矮。溥儀手下人曾將一名孤兒打死，而他卻吃齋念佛，甚至不打蒼蠅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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