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檢察人員來了

檢察人員來了(1)

　　從一九五三年末起，我們連著學習了三個月的《帝國主義論》。一九五四年三月，學習結束後，管理所遷回撫順。過了不久，檢察機關的工作團來到管理所，開始了對戰犯的調查。

　　後來才知道，政府為了這次調查日本戰犯和偽滿戰犯的罪行，做了很周密的準備，組織了龐大的力量。一大批日本戰犯調到撫順來了。幾年前政府人員就準備了大量材料。大約二百名左右的檢察工作人員集中起來，事先受到了政策和業務的專門訓練。

　　日本戰犯住在「三所」、「四所」和「七所」裡，那邊的情形不清楚，我們一所偽滿戰犯這邊三月末開過了一個大會，開始了調查。調查工作——從犯人這方面說是檢舉與認罪——一直進行到年底，才基本結束。

　　在大會上，工作團的負責人員講了話。他說，你們經過了這幾年的學習和反省，現在已經到了認罪的時候了，政府有必要來查清你們的罪行，你們也應該對過去有個正確的認識，交代自己的罪行，並且檢舉日本帝國主義戰犯和其他漢奸的罪行；無論是坦白交代和檢舉他人，都要老老實實，不擴大、不縮小；政府對你們最後的處理，一方面要根據罪行，一方面要根據你們的態度；政府的政策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

　　所長同時宣佈了監規：不准交換案情，不准跟別的監房傳遞字條信件，等等。從這天起，每日休息時間各組輪流到院子裡去，想跟別組的人會面也辦不到了。

　　開過大會，各組回到各自的屋子開討論會，每個人都表示了要徹底坦白、檢舉，低頭認罪，爭取寬大。有人說：「我一直在盼這天，只要能審判，就有期限了。」也有的人，比如老憲說了他相信寬大政策，卻又神色不安，顯然是言不由衷。

　　看到老憲面色發灰，我並沒什麼幸災樂禍的想法，反而被他傳染上了不安的情緒。自從在學習心得裡交代了歷史關鍵問題之後，當時我對寬大政策有了信任，現在又覺得政策還沒兌現，不知將來處理的時候，是不是仍如所長說過的，對我並不例外。如果像老憲這樣一個「軍醫院長」也值得擔心，我這「皇帝」又該如何呢？

　　但是，無論如何，最大的問題我都已經交代出來了。我的情形可能跟老憲不同，他也許在考慮是不是交代，而我的問題只能是如何讓檢察人員相信，我早已就是認了罪的。

　　為了取得檢察人員的信任，我決定詳細而系統地把自己的歷史重寫一遍，同時把自己知道的日本戰犯的罪行儘量寫出來。我在小組會上做了這樣的保證。

　　完全實現這個保證，卻不是那麼容易。

　　我寫到偽滿末期，寫到蘇聯對日本宣戰那一段，想起了一件事。那時我擔心日本人在這緊張時機對我懷疑，把我踢開，總想著法兒取寵關東軍。在得到蘇軍宣戰消息後的一天夜裡，我沒經任何人的指點，把張景惠和總務廳長官武部六藏叫了來，給他們下了一道口頭「敕令」，命他們緊急動員，全力支持日本皇軍抵抗蘇軍的進攻。這件事情我該如何寫？不寫，這件事難保別人不知，寫吧，這件並非日本人授意的舉動（那時吉岡正稱病不露面），是否會引起檢察人員的懷疑，不相信我是處處受著吉岡安直擺佈的呢？如果檢察人員發生了誤會，我所交代的全部歷史就變成不可信的了。

　　我最後決定，不能寫的太多，壞事少寫一件不算什麼，把這件事也算到吉岡安直的賬上去吧。

　　寫完了，我又考慮寫得太少也不好。於是我把能寫的儘量寫詳細。寫完了坦白材料，我又儘量地寫檢舉材料。

　　材料都交上去了。我等待著檢察人員的傳訊。

　　在等待中，我不住地猜想著審問時候的場面。檢察人員跟所方人員一樣不一樣？凶不凶？是不是要動刑？

　　在我腦子裡，審問犯人是不可能不厲害的。我在紫禁城和宮內府裡對待犯過失的太監、僕役，就向來離不開刑具。

　　我怕死，更怕受刑。不用說皮肉受苦，即使有人像我從前對待別人那樣打我一頓耳光，也不如死了的好。我曾經認為，住共產黨的監獄如果受不到野蠻的虐待是不可能的。進了管理所之後受到的待遇，是出乎意料的。這裡不打人、不罵人，人格受到尊重。三年多來，一貫如此，按說我不該再有什麼懷疑，可是一想到審問，總還是不放心，因為我認為審問就是審問，犯人不可能跟問官一致，問官不可能相信犯人，結果自然會僵住，自然是有權威的問官要打人，這本是無可非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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