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寫自傳與獻「寶」

寫自傳與獻「寶」(1)

　　我認為寫自傳是審判的前奏。既然要審判，那就是說生死尚未定局，在這上面我要力爭一條活路。

　　對於應付審判，我早有了既定的打算。剛到哈爾濱那天，我們走下汽車，還沒進入監房，這時侄子小固湊近我，在我耳邊悄悄地說：「問起來，還是在蘇聯那套說法！」我略略點了一下頭。

　　所謂在蘇聯的那套說法，就是隱瞞我投敵的行徑，把自己說成是一個完全善良無辜的、愛國愛民的人。我明白現在的處境與在蘇聯時不同，我必須編造得更加嚴密，決不能有一點點漏洞。

　　小固那天的話，是代表同他住在一起的侄子們和隨侍大李的。那幾句話說明瞭他們早已有了準備，同時也說明了他們對我的忠心，一如往昔。不過要想不出漏洞，光是忠心還不夠，我覺得還必須再囑咐一下。特別是要囑咐一下大李，因為他是我的自傳中最關鍵的部分——我從天津怎樣到的東北——的實際見證人。我從靜園溜走前，事先他給我準備的行李衣物，我鑽進汽車的後箱後，是他給我蓋的箱蓋。這些事一旦被洩漏出去，那個土肥原強力綁架的故事就不會有人相信了。

　　這件事只能在休息時間，利用我和我的家族合法的見面機會去辦。這時情況與以前已經有些不同了，一些年紀較輕的犯人開始幹起雜活，如挑水、送飯、幫廚之類。我的家族除了榮源這時已死，黃醫生因風濕性關節炎經常休息外，其餘都參加了這種服務性的勞動。我在休息時間，不大容易全看到他們，不是這個在幫廚，就是那個在送開水。不過，也有個好處，這就是他們行動比較自由，可以為我傳話找人。我就是利用這種便利讓小瑞把大李給我悄悄找來的。

　　大李來了，恭順地走近了我，帶著聽候吩咐的樣兒。我壓低嗓音問他：「你還記得從天津搬家的事嗎？」

　　「是說到關外吧？是我收拾的東西，是吧？」

　　「如果所方問起我是怎麼從天津走的，你就說全不知道。你收拾東西，是在我走後，知道嗎？」

　　「走後？」

　　「對啦，走後，你是聽了胡嗣瑗的吩咐，把我用的衣物行車送到旅順的。」

　　大李點點頭，表示心領神會，悄悄走了。

　　第二天，小瑞在院子裡告訴我，大李請他轉報，昨天晚上他和所方賈科員談天，他告訴賈科員我在東北時待底下人很厚道，從不打人罵人。又說我在旅順時，成天鎖門，不見日本人。我聽了這話，覺著這個大李做得太過分了，為什麼提旅順的事呢！我叫小瑞告訴他：別多嘴，如果問起旅順的情形，就說什麼也不知道。

　　我對大李的忠誠很滿意。我對重要的問題有了把握，又向侄子們分別囑咐過了，這才動手寫起我的自傳。在這份自傳裡，我寫下了我的家世，寫下了西太后如何讓我做了皇帝，我在紫禁城如何度過了童年，我如何「完全不得已」地躲進了日本公使館，我如何在天津過著「與世無爭」的生活，然後是按外界傳說寫成的「綁架」和「不幸的」長春歲月。記得我在最後是這樣結束的：

　　我看到人民這樣受苦受難，自己沒一點辦法，心中十分悲忿。我希望中國軍隊能打過來，也希望國際上發生變化，使東北得到解救。這個希望，終於在一九四五年實現了。

　　這份自傳經過再三地推敲和修改，最後用恭楷繕清，送了上去。從這篇文字上我相信任何人都可以看出，我是個十分悔罪的人。

　　送出自傳之後，我又想，僅僅這篇文字還不夠，還必須想個辦法讓政府方面相信我的「誠實」和「進步」才行。怎麼辦呢？依靠大李他們替我吹噓嗎？這顯然不夠，最重要的是我自己還必須有實際上的成績。

　　一想到成績，我不禁有些洩氣。自從回國以來，即使火車上的那段不算，撫順的那段也不算，單說自從到了哈爾濱，我參加了監房內的值日以來，那成績就連我自己也不滿意，更不用說所方了。

　　原來犯人們自從聽了公安機關的首長和所長的講話之後，每個人都在設法證明自己有了「覺悟」，都把所謂的「覺悟」看做活命的手段。現在回想起來，感到非常可笑，人們當時竟把事情看得那麼簡單：好像只要作假做得好，就可以騙得過政府。在我存有這種妄想的時候，最使我引為悲哀的，就是我處處不如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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