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家門以內(4)

家門以內(4)

　　她的死因，對我至今還是一個謎。她的病，據中醫診斷說是傷寒，但並不認為是個絕症。後來，我的醫生黃子正介紹市立醫院的日本醫生來診治。吉岡這時說是要「照料」，破例地搬到宮內府的勤民樓來了。就這樣，在吉岡的監督下，日本醫生給譚玉齡進行了醫治，不料在進行治療的第二天，她便突然死去了。

　　令我奇怪的是，日本醫生開始治療時，表現非常熱心，在她身邊守候著，給她打針，讓護士給她輸血，一刻不停地忙碌著。但是在吉岡把他叫到另外一間屋子裡，關上門談了很長時間的話之後，再不那麼熱情了，他沒有再忙著注射、輸血，變成了沉默而悄悄的。住在勤民樓裡的吉岡，這天整夜不住地叫日本憲兵給病室的護士打電話，訊問病況。這樣過了一夜，次日一清早，譚玉齡便死了。不由我不奇怪，為什麼吉岡在治療的時候，找醫生談那麼長時間的話呢？為什麼談過話之後，醫生的態度便變了呢？

　　我剛聽到了她的死訊，吉岡就來了，說他代表關東軍司令官向我弔唁，並且立即拿來了關東軍司令官的花圈。我心裡越發奇怪，他們怎麼預備的這樣快呢？

　　由於我犯了疑心，就不由得回想起譚玉齡的生前。在生前她是時常和我談論日本人的。她在北京念過書，知道不少關於日本人在關內橫行霸道的事。自從德王那件事發生後，我有時疑心德王亂說，有時疑心日本人偷聽了我們的談話。譚玉齡的死，我不由得又想起了這些。

　　吉岡在譚玉齡死後不久的一個舉動，更叫我聯想到，即使不是吉岡使了什麼壞，她的死還是和關東軍有關的。譚玉齡剛死，吉岡就給我拿來了一堆日本姑娘的相片，讓我挑選。

　　我拒絕了。我說譚玉齡遺體未寒，無心談這類事。他卻說，正是因為要解除我的悲痛，所以他要早日為我辦好這件大事。我只得又說，這確是一件大事，但總得要合乎自己的理想，不能草率從事，況且語言不通，也是個問題。

　　「語言通的，嗯，這是會滿洲語言的，哈！」

　　我怕他看出我的心思，忙說：「民族是不成問題的，但習慣上、興趣上總要合適才好。」

　　我拿定了主意，決不要日本妻子，因為這就等於在我床上安上了個耳目。但這話不好明說，只得推三阻四，找各式借題來抵擋。

　　不想這個「御用掛」，真像掛在我身上一樣，死皮賴臉，天天糾纏。我怕惹惱他，又不好完全封口。後來，也許是他明白我一定不要日本人，也許關東軍有了別的想法，又拿來了一些旅順日本學校的中國女學生的相片。我二妹提醒我說，這是日本人訓練好的，跟日本人一樣。可是我覺得這樣總拖也不是個辦法，因為如果關東軍硬給我指定一個，我還是得認可。我最後決定挑一個年歲幼小的，文化程度低些的。在我看來，這樣的對象，即使日本人訓練過，也還好對付；而且只要我功夫作好，也會把她訓練回來。決定後，我向吉岡說了。

　　就這樣，一個後來被稱做「福貴人」的十五歲的孩子，便成了我的第四名犧牲品。她來了不到兩年，也就是她還不到成年的年歲，偽滿就垮了台。在大崩潰中，我成了俘虜，她被遣送回長春老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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