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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見土肥原(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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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他的話並不相信。我早聽說蔣介石的手腕厲害,有人說他為了和英美拉攏而娶宋美齡,連他的髮妻都不要了,根本不講信義,這種人是專門欺軟怕硬的。因為他怕日本人,現在看見日本人和我接近,就什麼條件都答應下來,等我離開了日本人,大概就該收拾我了。就算他說的都算數,他給了我一個帝號,又哪比得上土肥原答應的帝位呢?他能給我的款子,又怎麼比得上整個的東北呢?蔣介石再對我好,他能把江山讓給我嗎?想到這裡,我就不打算再跟高友唐說下去了。 「好吧,你的話我都知道了,這次談話可以告一段落。」 高友唐看我沉思之後說了這麼一句,卻誤認為事情有希望,連忙說:「好,好,您再想想,等過幾天我再來。」 「嗯,再來吧。」 他滿懷希望地走了。後來聽說他向我七叔活動之後從北京回來,遇上了「天津事變」,被截在租界外邊。等他設法進了日租界,我已經不在靜園了。 那兩天裡陸陸續續還來了些探聽消息的或提出忠告的人,我也收到了不少的來信。人們對我有忠告,有警告,甚至有姓愛新覺羅的勸我不要認賊作父,要顧惜中國人的尊嚴。我已經被復辟的美夢完全迷了心竅,任何勸告都沒有生效。我決定對外不說任何真心話。有個天津小報的記者,叫劉冉公的,也是張園和靜園常來的客人,時常在他的報上寫文章恭維我,這時跑來打聽我有沒有出關的意思。他見我極力否認,於是又替我盡了闢謠的義務。他卻沒想到,就在他的報上登出了為我闢謠新聞的同一天,我登上了去營口的日本輪船。 在我離津前兩天發生的一件事,不可不說。那天我正在唾星噴射之下聽著進講:「勿失友邦之熱心,勿拒國人之歡心……此乃英雄事業,決非書生文士所能理解……」 「不好了!」我的隨侍祁繼忠,忽然慌慌張張地跑了進來,「炸彈!兩個炸彈!……」 我坐在沙發上,嚇得連站也站不起來了。在混亂中,好容易才弄明白,剛才有個陌生人送來一份禮品,附著一張原東北保安總司令部顧問趙欣伯的名片。來人放下了禮品,揚長而去。祁繼忠按例檢視了禮品,竟在水果筐子裡發現了兩顆炸彈。 靜園上下驚魂未定,日本警察和日軍司令部的軍官來了,拿走了炸彈。第二天,吉田翻譯官向我報告說,那兩顆炸彈經過檢驗,證明是張學良的兵工廠製造的。 「宣統帝不要再接見外人了。」吉田忠告我,「還是早些動身的好。」 「好!請你快些安排吧。」 「遵命!請陛下不要對不相干的人說。」 「不說。我這回只帶鄭孝胥父子和一兩個隨侍。」 那兩天我接到了不少恐嚇信。有的信文很短,而措詞卻很嚇人。有一封只有這麼一句話:「如果你不離開這裡,當心你的腦袋!」更驚人的,是祁繼忠接到了一個電話。據祁繼忠說,對方是維多利亞餐廳的一個茶房,他警告我這幾天不要去那裡吃飯,因為有些「形跡可疑的人」到那裡打聽我。這個關心我的朋友還說,他見那些形跡可疑的人,好像衣服裡面藏有電刀。更奇的是,他居然能認出那些人都是張學良派來的。 那個茶房是怎樣的人,我已說不清了,關於祁繼忠這人,我卻永遠忘不了他。他是我從北京帶到天津的男僕,宮裡遣散太監後,他來到宮裡,那時候還是個少年,很受我的寵信。在天津時代,他是我最喜歡的隨侍之一,在偽滿時,我送他到日本士官學校培養。可是後來,我發現了他竟是「內廷穢聞」中的人物,那時正巧聽說他在日本和同學吵架,我就借了個破壞日滿邦交的題目,請日本人把他開除出了學校。後來他經日本人介紹到華北當上偽軍軍官,以後又搖身一變成了華北偽軍少將,解放後因反革命案被鎮壓。我離開天津去東北,他是隨我同去的三個隨侍之一,我的舉動他無一不知。我到很晚才明白過來,日本人和鄭孝胥對我當時的動靜那麼清楚,對我的心情掌握的那麼準確及時,而演給我看的那出戲——雖然演員們演的相當笨拙——效果又是那麼好,祁繼忠實在是個很有關係的人。 緊接著炸彈、黑信、電話而至的,是「天津事件」的發生。日本人組織的漢奸便衣隊對華界大肆騷擾(這也是土肥原導演的「傑作」),日租界宣佈戒嚴,斷絕了與華界的交通。靜園門外開來擔任「保護」之責的鐵甲車。於是靜園和外界也隔絕了。能拿到通行證的,只有鄭氏父子二人。 後來我回想起來,土肥原這樣急於弄我到東北去,如果不是關東軍少壯派為了急於對付他們內部的反對派,或其他別的原因,而僅僅是怕我再變了主意的話,那就把外界對我的影響估計得太高了。事實上,不但我這時下定決心,就連陳寶琛影響下的胡嗣瑗、陳曾壽等人,態度上也起了變化。他們不再堅持觀望,開始打算主動和日本進行接觸。不過他們仍怕軍人靠不住,認為還是找日本政府的好。這些人的變化,和我一樣是既怕錯過機會,又怕羊肉沒吃成反而惹上一身膻。對於和日本人交涉的條件,他們關心的是能不能當上大官,因此主張「用人權」必須在我,至於什麼民族榮譽、經濟利權等等,是完全可以當做換取自己地位的代價送出去的。陳曾壽在我會見土肥原後立刻遞上了這樣一個奏摺: 奏為速赴機宜,以策萬全,恭折仰祈聖鑒事。今日本因列強反對而成僵局,不得不變動東三省局面以自解於列強,乃有此勸進之舉,誠千載一時之機會。遇此機會而無以赴之,則以後更有何機之可待?惟赴機若不得其宜,則其害有甚於失機者。今我所以自處之道,可兩言而決:能與日本訂約,酌讓路、礦、商務之利,而用人行政之權,完全自主,則可以即動,否則萬不可動,如是而已。現報紙喧騰,敵人疑忌,天津已有不能安處之勢。欲動則恐受賺於日本,欲靜又失此良機,進退兩難,惟有請皇上密派重臣徑赴日本,與其政府及元老西園寺等商洽,直接訂約後再赴瀋陽,則萬全而無失矣。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祈聖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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