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領事館、司令部、黑龍會(2)

領事館、司令部、黑龍會(2)

　　一九二七年，我由於害怕北伐軍的逼近，一度接受羅振玉勸告，決定赴日。經過日本總領事的接洽，日本總領事館向國內請示，田中內閣表示了歡迎，並決定按對待君主之禮來接待我。據羅振玉說，日本軍部方面已準備用軍隊保護我啟程。只是由於形勢的緩和，也由於陳寶琛、鄭孝胥的聯合勸阻，未能成行。後來，南京的國民黨政府成立了，官方的「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之類的口號消失了，我逐漸發現，儘管日本人的「尊敬」、「保護」仍然未變，但是在我出洋之類的問題上，他們的態度卻有了分歧。這種分歧甚至達到了令我十分憤慨的程度。

　　一九二七年下半年，有一天羅振玉向我說：「雖然日租界比較安全，但究竟是魚龍混雜。據日本司令部說，革命黨（這是一直保留在張園裡的對於國民黨和共產黨的籠統稱呼）的便衣（這是對於秘密工作者的稱呼，而且按他們解釋，都是帶有武器的）混進來了不少，聖駕的安全，頗為可慮。依臣所見，仍以暫行東幸為宜，不妨先到旅順。恭親王在那邊有了妥善籌備，日本軍方也願協助，擔當護駕之責。」這時我正被「革命黨便衣」的謠言弄得惶惶不安，聽了羅振玉的話，特別是溥偉又寫來了信，我於是再一次下了出行的決心。我不顧陳寶琛和鄭孝胥的反對，立刻命令鄭孝胥去給我找日本總領事，我要親自和他見面談談。

　　鄭孝胥聽了我的吩咐，怔了一下，問道：「皇上請加藤，由誰做翻譯呢？是謝介石嗎？」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謝介石是個臺灣人，由於升允的引見，在北京時就出入宮中，張勳復辟時做了十二天的外務部官員，後來由日本人的推薦，在李景林部下當秘書官，這時跟羅振玉混在一起，不斷地給我送來什麼「便衣隊行將舉事」，革命黨將對我進行暗殺等等情報。勸說我去旅順避難的，也有他一份。鄭孝胥顯然不喜歡羅振玉身邊的人給我當翻譯，而同時，我知道在這個重要問題上，羅振玉也不會喜歡鄭孝胥的兒子鄭垂或者陳寶琛的外甥劉嚷業當翻譯。我想了一下，便決定道：「我用英文翻譯。加藤會英文。」

　　總領事加藤和副領事岡本一策、白井康都來了。聽完我的話，加藤的回答是：「陛下提出的問題，我還不能立即答覆，這個問題還須請示東京。」

　　我心裡想：這本是日本司令部對羅振玉說沒有問題的事，再說我又不是到日本去，何必去請示東京？天津的高級寓公也有到旅順去避暑的，他們連日本總領事館也不用通知就去了，對我為什麼要多這一層麻煩？我心裡的話沒完全說出來，加藤卻又提出了一個多餘的問題：「請問，這是陛下自己的意思嗎？」

　　「是我自己的。」我不痛快地回答。我又說，現在有許多對我不利的消息，我在這裡不能安心。據日本司令部說，現在革命黨派來不少便衣，總領事館一定有這個情報吧？

　　「那是謠言，陛下不必相信它。」加藤說的時候，滿臉的不高興。他把司令部的情報說成謠言，使我感到很奇怪。我曾根據那情報請他增派警衛，警衛派來了，他究竟相信不相信那情報？

　　我實在忍不住地說：「司令部方面的情報，怎麼會是謠言？」

　　加藤聽了這話，半天沒吭氣。那兩位副領事，不知道他們懂不懂英文，在沙發上像坐不穩似地蠕動了一陣。「陛下可以確信，安全是不會有問題的。」加藤最後說，「當然，到旅順的問題，我將遵命去請示敝國政府。」

　　這次談話，使我第一次覺出了日本總領事館和司令部方面之間的不協調，我感覺到奇怪，也感覺到很氣人。我把羅振玉。謝介石叫了來，又問了一遍。他們肯定說，司令部方面和接近司令部方面的日本人，都是這樣說的。並且說：「司令部的情報是極其可靠的。關於革命黨的一舉一動，向來都是清清楚楚的。不管怎麼說，即使暗殺是一句謠言，也要防備。」

　　過了不多幾天，我岳父榮源向我報告說，外邊的朋友告訴他，從英法租界裡來了馮玉祥的便衣刺客，情況非常可慮。我的「隨侍」祁繼忠又報告說，他發現大門附近，有些形跡可疑的人，伸頭向園子裡張望。我聽了這些消息，忙把管庶務的佟濟煦和管護軍的索玉山叫來，叫他們告知日警，加緊門禁，囑咐護軍留神門外閒人，並禁止晚間出入。第二天，我聽一個隨侍說，昨晚上還有人外出，沒有遵守我的禁令，我立刻下令給佟濟煦記大過一次，並罰扣違令外出者的餉銀^①，以示警戒。總之，我的神經緊張起來了。

　　①這時張園管柬「底下人」的辦法，根據師傅們的諫勸和佟濟煦的懇求，已經取消了鞭笞，改為輕者罰跪，重者罰扣餉銀。為了管束，我還親自訂了一套「規則」，內容見第六章。——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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