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不絕的希望(2)

不絕的希望(2)

　　當然，儘管在外國人的報紙上有了那麼多的鼓勵性的話，直接決定小朝廷的安危和前途禍福的，還是那些拿槍桿子的軍人。正如《華北每日郵電》所說，「奔走于軍人集會的處所，並非沒有意義」。我記得這年（1919）的下半年，紫禁城裡的小朝廷和老北洋系以外的軍人便有了較親密的交往。第一個對象是奉系的首領張作霖巡間使。

　　起初，紫禁城收到了奉天匯來的一筆代售皇產莊園的款子，是由我父親收轉的。我父親去函致謝，隨後內務府選出兩件古物，一件是《禦制題詠董邦達淡月寒林圖》畫軸，另一件是一對乾隆款的瓷瓶，用我父親的名義贈饋張作霖，並由一位三品專差唐鉻盛直接送到奉天。張作霖派了他的把兄弟，當時奉軍的副總司令，也就是後來當了偽滿國務總理的張景惠，隨唐銘盛一起回到北京，答謝了我的父親。從此，醇王府代表小朝廷和奉軍方面有了深一層的往來。在張勳復辟時，曾有三個奉軍的將領（張海鵬、馮德麟、湯玉麟）親身在北京參加了復辟，現在又有了張景惠、張宗昌被賜紫禁城騎馬。

　　張宗昌當時是奉軍的師長，他父親在北京做八十歲大壽時，我父親曾親往祝賀。民國九年，直皖戰爭中直系聯合了奉系打敗了皖系，直系首領（馮國璋已死）曹錕和奉系首領張作霖進北京之後，小朝廷派了內務府大臣紹英親往迎接。醇王府更忙於交際。因為一度聽說張作霖要進宮請安，內務府大臣為了準備賜品，特意到醇王府聚議一番。結果決定，在預定的一般品目之外，加上一把古刀。我記得張作霖沒有來，又回奉天去了。兩個月後，醇王身邊最年輕的一位貝勒得了張作霖顧問之銜，跟著就到奉天去了一趟。皖系失敗，直奉合作期間，北京的奉天會館成了奉系的將領們聚會的地方，也是某些王公們奔走的地方。連醇王府的總管張文治也成了這裡的常客，並在這裡和張景惠拜了把兄弟。

　　這兩年，和張勳復辟前的情況差不多，復辟的「謠傳」弄得滿城風雨。下面是登在民國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也就是醇親王派人到奉天送禮品、和張景惠來北京之後的兩個月）英文《導報》上的發自奉天的消息：

　　最近幾天以來，在瀋陽的各階層人士中間，尤其是張作霖將軍部下中間盛傳一種謠言，說將在北京恢復滿清帝制以代替民國政府。根據目前的種種斷言，這次帝制將由張將軍發動，合作的則有西北的皇族的軍事領導人，前將軍張勳也將起重要作用……說是甚至於徐總統和前馮總統，鑒於目前國家局勢以及外來危險，也都同意恢復帝制，至於曹錕、李純以及其他次要的軍人，讓他們保持現有地位再當上王公，就會很滿足了……

　　我從莊士敦那裡得知這段新聞，是比較靠後一些時間。我還記得，他同時還講過許多其他關於張作霖活動復辟的傳說。大概這類消息一直傳播到民國十一年，即張作霖又敗回東北時為止。我對上面這條消息印象特別深刻，它使我從心底感到了欣喜，我從而也明白了為什麼奉軍首領們對紫禁城那樣熱誠，為什麼端康「千秋」時張景惠夾在王公大臣中間去磕頭，為什麼人們說奉天會館特別熱鬧，某些王公們那樣興致勃勃。但是我們的高興沒有維持多久，掃興的事就來了：直奉兩系的合作突然宣告破裂，雙方開起火來了。結果奉軍失利，跑出了山海關。

　　令人不安的消息接連而至：徐世昌忽然下臺；直軍統治了北京；在張勳復辟時被趕下臺的黎元洪，二次當了總統。紫禁城裡發生了新的驚慌，王公大臣們請求莊士敦帶我到英國使館去避難。莊士敦和英國公使貝爾利·阿爾斯頓勳爵商議好，英國公使館可以撥出一些房間，必要時我可以作為莊士敦的私人客人，住到裡面去。同時還和葡萄牙和荷蘭公使館商議好，可以容納皇室其他人前去避難。我的想法和他們不同，我認為與其躲到外國使館，還不如索性到外國去。我向莊士敦提出，請他立即帶我出洋。因為我是突然之間把他找來提出的，所以這位英國師傅怔住了，他幾乎是來不及思索就回答我：「這是不合時宜的，陛下要冷靜考慮，徐總統剛逃出北京，皇帝陛下立刻從紫禁城失蹤，這會引起聯想，說徐世昌和清室有什麼陰謀。再說，在這種情形下，英國也不會接待陛下……」

　　當時我卻沒有這種聯想的本領，因為人們不曾告訴我，張。徐之間以及張、徐與小朝廷之間暗中發生的事情，當然更想不到直奉戰爭之發生以及這一場勝負和東交民巷的關係。我當時一聽這個要求辦不到，只好作罷。後來時局穩定了下來，沒有人再提出洋，就連避難問題也不提了。

　　這是民國十一年春夏間的事。第二年，直系的首領曹錕用五千元買一張選票的辦法，賄賂議員選他當上了總統。小朝廷對這位直系首領的恐懼剛剛消失，又對另一位聲望日高的直系首領吳佩孚發生了興趣。後來到我身邊來的鄭孝胥，此時向我獻過策，說吳佩孚是個最有希望的軍人，他素來以關羽自居，心存大清社稷，大可前去遊說。這年吳佩孚在洛陽做五十整壽，在我同意之下，鄭孝胥帶了一份厚禮前去拜夀。但吳佩孚的態度若即若離，沒有明白的表示。後來康有為又去遊說他，也沒得到肯定的答覆。事實上，吳的得意時代也太短促了，就在他做壽的第二年，直奉兩系之間發生戰爭，吳佩孚部下的馮玉祥「倒戈」，宣佈和平，結果吳佩孚一敗塗地，我也在紫禁城坐不住，被馮玉祥的國民軍趕了出來。

　　在我結婚前這幾年滄海白雲之間，小朝廷裡王公大臣們的心情變化，並不完全一樣。表現最為消極的是內務府領銜大臣世續。他從了巴復辟起，越來越洩氣，後來成了完全灰心悲觀的人。他甚至和人這樣說過，就算復辟成功，對我也沒有什麼好處，因為那些不知好歹的年輕王公，必定會鬧出一場比辛亥年更大的亂子。他又說：「就算王公出不了亂子，這位皇帝自己也保不了險，說不定給自己會弄個什麼結局。」他的主張，是讓我和蒙古王公結親，以便必要時跑到老丈人家裡去過日子。世續死於我結婚前一年左右，去世前一年即因病不再問事了，代替他的是紹英。紹英的見識遠不如他的前任，謹慎小心、膽小怕事則有過之。

　　在紹英心裡，只有退保，決無進取打算。他要保守的與其說是我這個皇上，倒不如說是「優待條件」。因為保住了這個東西，就等於保住了他的一切——從財產生命到他的頭銜。他是首先從莊士敦身上看到這種保險作用的。他寧願把自己的空房子白給外國人住，也不收肯出高租的中國人為房客。莊士敦自己不願意領他這份情，幫忙給找了一個外國人做了他的鄰居，在他的屋頂上掛上了外國的國旗，因此他對莊士敦是感思不盡的。

　　處於最年輕的王公和最年老的內務府大臣之間的是陳寶琛師傅。他不像世續那樣悲觀，不像紹英那樣除了保守優待條件以外，別的事連想也不想，也不像年輕的王公們對軍人們那麼感到興趣。他並不反對和軍人們聯絡，他甚至自己親自出馬去慰勞過馮玉祥，在商議給軍人送禮時，出主意也有他一份，不過他一向對軍人不抱希望。他所希望的，是軍人火並到最後，民國垮了台，出現「天與人歸」的局勢。因此，在張勳失敗後，他總是翻來覆去地給我講《孟子》裡的這一段：

　　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陳寶琛本來是我惟一的靈魂。不過自從來了莊士敦，我又多了一個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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