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毓慶宮讀書

毓慶宮讀書(1)

　　我六歲那年，隆裕太后為我選好了教書的師傅，欽天監為我選好了開學的吉日良辰。宣統三年舊曆七月十八日辰刻，我開始讀書了。

　　讀書的書房先是在中南海瀛合補桐書屋，後來移到紫禁城齋宮右側的毓慶宮——這是光緒小時念書的地方，再早，則是乾隆的皇子顒琰（即後來的嘉慶皇帝）的寢宮。毓慶宮的院子很小，房子也不大，是一座工字形的宮殿，緊緊地夾在兩排又矮又小的配房之間。裡面隔成許多小房間，只有西邊較大的兩敞間用做書房，其餘的都空著。

　　這兩間書房，和宮裡其他的屋子比起來，佈置得較簡單：南窗下是一張長條几，上面陳設著帽筒、花瓶之類的東西；靠西牆是一溜炕。起初念書就是在炕上，炕桌就是書桌，後來移到地上，八仙桌代替了炕桌。靠北板壁擺著兩張桌子，是放書籍文具的地方；靠東板壁是一溜椅子、茶几。東西兩壁上掛著醇賢親王親筆給光緒寫的誠勉詩條屏。比較醒目的是北板壁上有個大鐘，盤面的直徑約有二米，指針比我的胳臂還長，鐘的機件在板壁後面，上發條的時候，要到壁後搖動一個像汽車搖把似的東西。這個奇怪的龐然大物是哪裡來的，為什麼要安裝在這裡，我都不記得了，甚至它走動起來是什麼聲音，報時的時候有多大響聲，我也沒有印象了。

　　儘管毓慶宮的時鐘大得驚人，毓慶宮的人卻是最沒有時間觀念的。看看我讀的什麼書，就可以知道。我讀的主要課本是十三經，另外加上輔助教材《大學衍義》、《朱子家訓》、《庭訓格言》、《聖諭廣訓》、《御批通鑒輯覽》、《聖武記》、《大清開國方略》等等。十四歲起又添了英文課，除了《英語讀本》，我只念了兩本書，一本是《愛麗思漫遊奇境記》，另一本是譯成英文的中國《四書》。滿文也是基本課，但是連字母也沒學會，就隨老師伊克坦的去世而結束。

　　總之，我從宣統三年學到民國十一年，沒學過加減乘除，更不知聲光化電。關於自己的祖國，從書上只看到「同光中興」，關於外國，我只隨著愛麗思遊了一次奇境。什麼華盛頓、拿破崙，瓦特發明蒸氣機，牛頓看見蘋果落地，全不知道。關於宇宙，也超不出「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如果不是老師願意在課本之外談點閒話，自己有了閱讀能力之後看了些閒書，我不會知道北京城在中國的位置，也不會知道大米原來是從地裡長出來的。當談到歷史，他們誰也不肯揭穿長白山仙女的神話，談到經濟，也沒有一個人提過一斤大米要幾文錢。所以我在很長時間裡，總相信我的祖先是由仙女佛庫倫吃了一顆紅果生育出來的，我一直以為每個老百姓吃飯時都會有一桌子菜肴。

　　我讀的古書不少，時間不短，按理說對古文總該有一定的造詣，其實不然。首先，我念書極不用功。除了經常生些小病借題不去以外，實在沒題目又不高興去念書，就叫太監傳諭老師，放假一天。在十來歲以前，我對毓慶宮的書本，並不如對毓慶宮外面那棵檜柏樹的興趣高。在毓慶宮東跨院裡，有棵檜柏樹，夏天那上面總有螞蟻，成天上上下下，忙個不停。我對它們產生了很大的好奇心，時常蹲在那裡觀察它們的生活，用點心渣子喂它們，幫助它們搬運食品，自己倒忘了吃飯。後來我又對蛐蛐、蚯蚓發生了興趣，叫人搬來大批的古瓷盆缸餵養。在屋裡念書，興趣就沒這麼大了，念到最枯燥無味的時候，只想跑出來看看我這些朋友們。

　　十幾歲以後，我逐漸懂得了讀書和自己的關係：怎麼做一個「好皇帝」，以及一個皇帝之所以為皇帝，都有什麼天經地義，我有了興趣。這興趣只在「道」而不在「文」。這種「道」，大多是皇帝的權利，很少是皇帝的義務。雖然聖賢說過「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君視臣為草芥，臣視君為寇仇」之類的話，但更多的話卻是為臣工百姓說的，如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在第一本教科書《孝經》裡，就規定下了「始於事親，終於事君」的道理。這些順耳的道理，開講之前，我是從師傅課外閒談裡聽到的，開講以後，也是師傅講的比書上的多。所以真正的古文倒不如師傅的古話給我的印象更深。

　　許多舊學塾出身的人都背過書，據說這件苦事，確實給了他們好處。這種好處我卻沒享受到。師傅從來沒叫我背過書，只是在書房裡念幾遍而已。

　　也許他們也考慮到念書是應該記住的，所以規定了兩條辦法：一條是我到太后面前請安的時候，要在太后面前把書從頭念一遍給她聽；另一條是我每天早晨起床後，由總管太監站在我的臥室外面，大聲地把我昨天學的功課念幾遍給我聽。至於我能記住多少，我想記不想記，就沒有人管了。

　　老師們對我的功課，從來不檢查。出題作文的事，從來沒有過。我記得作過幾次對子，寫過一兩首律詩，做完了，老師也不加評語，更談不上修改。其實，我在少年時代是挺喜歡寫寫東西的，不過既然老師不重視這玩藝，我只好私下裡寫，給自己欣賞。我在十三四歲以後，看的閒書不少，像明清以來的筆記、野史，清末民初出版的歷史演義、劍仙快客、公案小說，以及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說部叢書》等等，我很少沒看過的。再大一點以後，我又讀了一些英文故事。我曾仿照這些中外古今作品，按照自己的幻想，編造了不少「傳奇」，並且自製插圖，自編自看。我還化名向報刊投過稿，大都遭到了失敗。我記得有一次用「鄧炯麟」的化名，把一個明朝詩人的作品抄寄給一個小報，編者上了我的當，給登出來了。上當的除了報紙編者還有我的英國師傅莊士敦，他後來把這首詩譯成英文收進了他的著作《紫禁城的黃昏》，以此作為他的學生具有「詩人氣質」的例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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