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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極與退位(2)


  武昌起義後,各地紛紛響應,滿族統帥根本指揮不動抵抗民軍的北洋各鎮新軍,攝政王再也沒辦法,只有接受奕劻這一夥人的推薦,起用了袁世凱。待價而沽的袁世凱,有徐世昌這位身居內閣協辦大臣的心腹之交供給情報,摸透了北京的行情,對於北京的起用推辭再三,一直到被授以內閣總理大臣和統制全部兵權的欽差大臣,軍政大權全已在握的時候,他才在彰德「遙領聖旨」,下令北洋軍向民軍進攻。奪回了漢陽後,即按兵不動,動身進京,受隆裕太后和攝政王的召見。

  這時候的袁世凱和從前的袁世凱不同了,不僅有了軍政大權,還有了比這更為難得的東西,這就是洋人方面對他也發生了興趣,而革命黨方面也有了他的朋友。北洋軍攻下漢陽之後,英國公使朱爾典得到本國政府的指示,告訴他:英國對袁「已經發生了極友好的感情」。袁到北京不久,英國駐武昌的總領事就奉朱爾典之命出面調停民軍和清軍的戰事。袁世凱的革命党方面的朋友,主要的是謀刺攝政王不遂的汪精衛。汪精衛被捕之後,受到肅親王善耆的很好的招待。我父親在自己的年譜中說這是為了「以安反側之心」,其實並非如此。我有位親戚後來告訴過我,當時有個叫西田耕一的日本人,通過善耆那裡的日本顧問關係告訴善,日本人是不同意殺掉汪精衛的。攝政王在幾方面壓力之下,沒有敢對汪精衛下手。

  ①一九—一年十一月十五日,英國外相格雷複駐華公使朱爾典電。其全文是「複你十二日電。我們對袁世凱已發生了極友好的感情和崇敬。我們願意看到一個足夠有力的政府,可以不偏袒地處理對外關係,維持國內秩序以及革命後在華貿易的有利環境,這樣的政府將要得到我們所能給予的一切外交援助。」(見藍皮書中國第一號,一九一二年四十頁)

  武昌事起,汪精衛得到釋放,他立刻抓住機會和善耆之流的親貴交朋友。袁世凱到北京,兩人一拍即合,汪精衛也很快與袁的長公子克定變成了好朋友,從而變成了袁的謀士,同時也變成了袁世凱和民軍方面某些人物中間的橋樑。民軍方面的消息經此源源地傳到袁世凱這邊,立憲派人物也逐漸對他表示好感。袁世凱有了許多新朋友,加上在國內外和朝廷內外的那一夥舊朋友,就成了對各方面情況最清楚而且是左右逢源的人物。袁世凱回到北京後,不到一個月,就通過奕劻在隆裕面前玩了個把戲,把攝政王擠掉,返歸藩邸。接著,以接濟軍用為名擠出了隆裕的內帑,同時逼著親貴們輸財贍軍。親貴感到了切膚的疼痛,皇室的財力陷入了枯竭之境,至此,政、兵、財三權全到了袁的手裡。

  接著,袁授意駐俄公使陸征祥聯合各駐外公使致電清室,要求皇帝退位,同時以全體國務員名義密奏太后,說是除了實行共和,別無出路。我查到了這個密奏的日期,正是前面提到的與袁會面的那天,即十一月二十八日。由此我明白了太后為什麼後來還哭個不停。密奏中讓太后最感到恐怖的,莫過於這幾句:「海軍盡叛,天險已無,何能悉以六鎮諸軍,防衛京津?雖效周室之播遷,已無相容之地。」「東西友邦,有從事調停者,以我只政治改革而已,若等久事爭持,則難免無不干涉。而民軍亦必因此對於朝廷,感情益惡。讀法蘭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順輿情,何至路易之子孫,靡有孑遺也……」

  隆裕太后完全給嚇昏了,連忙召集御前會議,把宗室親貴們叫來拿主意。王公們聽到了密奏的內容和袁世凱的危言,首先感到震動的倒不是法蘭西的故事,而是袁世凱急轉直下的變化。本來在民、清兩軍的議和談判中,袁世凱一直反對實行共和,堅決主張君主立憲。他曾在致梁鼎芬的一封信中,表示了自己對清室的耿耿忠心,說「決不辜負孤兒寡婦(指我和太后)」。在他剛到北京不久,發佈准許百姓自由剪髮辮的上諭的那天,在散朝外出的路上,世續指著自己腦後的辮子笑著問道:「大哥,您對這個打算怎麼辦?」他還肅然回答:「大哥您放心,我還很愛惜它,總要設法保全它!」因此一些對袁世凱表示不信任的人很為高興,說「袁宮保決不會當曹操!」民清雙方的談判,達成了把國體問題交臨時國會表決的原則協議,國會的成員、時間和地點問題,則因清方的堅持而未決。正爭執中,南京成立了臨時政府,選了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第二天,袁世凱忽然撤去唐紹儀代表的資格,改由他自己直接和民軍代表用電報交涉。國體問題還遠未解決,忽然出現了袁內閣要求清帝退位問題,自然使皇室大為震駭。

  原來袁世凱這時有了洋人的支持,在民軍方面的朋友也多到可以左右民軍行動的程度。那些由原先的立憲黨人變成的革命黨人,已經明白袁世凱是他們的希望;這種希望後來又傳染給某些天真的共和主義者。因此在民軍方面做出了這個決議:只要袁贊成共和,共和很快就可成功;只要袁肯幹,可以請袁做第一任大總統。這正符合了袁的理想,何況退位的攝政王周圍,還有一個始終敵對的勢力,無論他打勝了革命黨還是敗給革命黨,這個勢力都不饒他。他決定接受這個條件,但對清室的處置,還費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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