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外祖父榮祿(2)

外祖父榮祿(2)

　　在庚子那年，慈禧利用義和團殺洋人，又利用洋人殺義和團的一場大災難中，榮祿對慈禧太后的忠誠，有了進一步表現。慈禧在政變後曾散佈過光緒病重消息，以便除掉光緒。這個陰謀不料被人發覺了，後來鬧到洋人出面要給光緒看病，慈禧不敢惹洋人，只好讓洋人看了病。此計不成，她又想出先為同治立嗣再除光緒的辦法。她選的皇儲是端王載漪的兒子溥儁，根據榮祿的主意，到元旦這天，請各國公使來道賀，以示對這件舉動的支持。可是李鴻章的這次外交沒辦成功，公使們拒絕了。這件事情現在人們已經很清楚了，不是公使們對慈禧的為人有什麼不滿，而是英法美日各國公使不喜歡那些親近帝俄的後黨勢力過分得勢。

　　當然，慈禧太后從上臺那天起就沒敢惹過洋人。洋人殺了中國百姓，搶了中國的財寶，這些問題對她還不大，但洋人保護了康有為，又反對廢光緒和立皇儲，直接表示反對她的統治，這是她最忍受不了的。榮祿勸告她，無論如何不能惹惱洋人，事情只能慢慢商量，關於溥儁的名分，不要弄得太明顯。《清史稿》裡有這樣一段記載：「患外人為梗，用榮祿言，改稱大阿哥。」慈禧聽從了榮祿的意見，可是溥儁的父親載漪因為想讓兒子當上皇帝，夥同一批王公大臣如剛毅、徐桐等人給慈禧出了另一個主意，利用反對洋人的義和團，給洋人壓力，以收兩敗俱傷之效。義和團的問題，這時是清廷最頭痛的問題。

　　在洋人教會的欺淩壓榨之下，各地人民不但受不到朝廷的保護，反而受到洋人和朝廷的聯合鎮壓，因此自發地爆發了武裝鬥爭，各地都辦起了義和團，提出滅洋口號。義和團經過不斷的鬥爭，這時已形成一支強大的武裝力量，朝廷裡幾次派去軍隊鎮壓，都被他們打得丟盔曳甲。對團民是「剿」是「撫」，成了慈禧舉棋不定的問題。載漪和大學士剛毅為首的一批王公大臣主張「撫」，先利用它把干涉廢立的洋人趕出去再說。兵部尚書徐用儀和戶部尚書立山、內閣學士聯元等人堅決反對這種辦法，認為利用團民去反對洋人必定大禍臨門，所以主張「剿」。兩派意見正相持不下，一件未經甄別的緊急情報讓慈禧下了決心。這個情報把洋人在各地的暴行解釋為想逼慈禧歸政於光緒。慈禧大怒，立刻下詔「宣撫」團民，下令進攻東交民巷使館和兵營，發出內帑賞給團民，懸出賞格買洋人的腦袋。為了表示決心，她把主「剿」的徐用儀、立山、聯元等人砍了頭。

　　後來，東交民巷沒有攻下，大沽炮臺和天津城卻先後失守，聯軍打向北京來了。慈禧這時又拿出了另一手，暗中向洋人打招呼，在炮火連天中派人到東交民巷去聯絡。北京失陷，她逃到西安，為了進一步表示和洋人作對的原來不是她，她又下令把主「撫」的剛毅、徐桐等一批大臣殺了頭。在這一場翻雲覆雨中，榮祿盡可能不使自己捲入旋渦。他順從地看慈禧的顏色行事，不忤逆慈禧的意思，同時，他也給慈禧準備著「後路」。他承旨調遣軍隊進攻東交民巷外國兵營，卻又不給軍隊發炮彈，而且暗地還給外國兵營送水果，表示慰問。

　　八國聯軍進入北京，慈禧出走，他授計負責議和的李鴻章和奕劻，在談判中掌握一條原則：只要不追究慈禧的責任，不讓慈禧歸政，一切條件都可答應。就這樣，簽訂了賠款連利息近十億兩億、讓外國軍隊駐兵京城的辛醜條約。榮祿辦了這件事，到了西安，「寵禮有加，賞黃馬褂^①。雙眼花翎^②紫貂，隨扈還京，加太子太保^③，轉文華殿大學士」——除了《清史稿》裡這些記載外，另外值得一說的，就是西太后為榮祿的女兒「指婚」，嫁與醇親王載灃為福晉。

　　①黃馬褂是皇帝騎馬時穿的黃色外衣，「賞穿黃馬褂」是清朝皇帝賞給有功的臣工的特殊「恩典」之一。

　　②花翎是清朝皇帝賞給有功的臣工的禮帽上的裝飾品。皇族和高級官員賞孔雀翎，低級官員賞鶡翎（俗稱老鴰翎，因是藍色的又稱藍翎）。皇帝賞臣工戴的花翎又依據官階高低有單眼、雙眼、三眼之別。

　　③商代以來歷朝一般都設太師、太傅、太保，少師、少傅、少保作為國君輔弼之官，設太子太師、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太子少師、太子少傅、太子少保作為輔導太子之官。但後來一般都是大官加銜，以示恩寵，而無實權。明清兩季亦以朝臣兼任，純屬虛銜。

　　關於我父母親這段姻緣，後來聽到家裡的老人們說起，西太后的用意是很深的。原來政變以後，西太后對醇王府頗為猜疑。據說在我祖父園寢（墓地）上有棵白果樹，長得非常高大，不知是誰在太后面前說，醇王府出了皇帝，是由於醇王墳地上有棵白果樹，「白」和「王」連起來不就是個「皇」字嗎？慈禧聽了，立即叫人到妙高峰把白果樹砍掉了。引起她猜疑的其實不僅是白果樹，更重要的是洋人對於光緒和光緒兄弟的興趣。庚子事件前，她就覺得可怕的洋人有點傾心於光緒，對她卻是不太客氣。

　　庚子後，聯軍統帥瓦德西提出，要皇帝的兄弟做代表，去德國為克林德公使被殺事道歉。父親到德國後，受到了德國皇室的隆重禮遇，這也使慈禧大感不安，加深了她心裡的疑忌：洋人對光緒兄弟的重視，這是比維新派康有為更叫她擔心的一件事。為消除這個隱患，她終於想出了辦法，就是把榮祿和醇王府撮合成為親家。西太后就是這樣一個人，凡是她感到對自己有一絲一毫不安全的地方，她都要仔細加以考慮和果斷處理，她在庚子逃亡之前，還不忘叫人把珍妃推到井裡淹死，又何嘗不是怕留後患而下的毒手？維護自己的統治，才是她考慮一切的根據。就這樣，我父親于光緒二十七年在德國賠了禮回來，在開封迎上回京的鑾駕，奏複了一番在德國受到的種種「禮遇」，十一月隨駕走到保定，就奉到了「指婚」的懿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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