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戰爭回憶錄(編後記)

編後記

　　粟裕同志的遺著《粟裕戰爭回憶錄》即將付排，面對這一摞摞的稿紙，我的心情難以言喻。

　　粟裕同志決心寫戰爭回憶錄是在「四人幫」最後一跳的一九七六年夏。早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他對出現在軍事領域內的形而上學、唯心主義等傾向即有不滿。他說，毛澤東軍事思想的靈魂是唯物辯證法，把毛澤東軍事思想歸結為幾條固定的公式，把錯綜複雜的戰爭進程表述為高明的指揮者早就規劃好的，並以這些觀點來教育下一代，打起仗來是會害死人的。當時他處於逆境。一九五八年在所謂「反教條主義」中，他受到錯誤的批判，由總參謀長調任軍事科學院副院長。他不計個人得失，顧全大局，堅韌不拔，積極協助葉劍英元帥開拓軍事學術研究。我的頭腦很簡單，有一次我對他說，你既對現有的一些材料不滿意，何不把自己親身經歷的戰爭體會寫出來。以後我又幾次說起，每次他都默默不答。

　　十年動亂期間，他一直受周恩來總理的保護，在周總理的直接領導下做點工作。一九六九年冬的一個夜晚，他回到家中激動地對我說：總理找我個別談話，總理說：「你現在已回不了部隊，你就在我身邊、在國務院做點工作吧！」我說：「我打了一輩子的仗，不會做地方工作。」總理說：「不會做，可以學嘛！」我請求總理替我向毛主席報告，一旦打起仗來，我還要上前線！總理立即答應我。並說：「那當然」。一九七〇年四月，周總理給了他一次沿我國北部邊界視察的機會。他在五十天內，乘坐吉普車，沿邊界荒漠地區，行程五千餘公里。他親自察看地形、工事、哨所、兵營，找各級指戰員交談，召開座談會。他親眼見到我軍的軍事思想、國防建設受到形而上學、唯心主義、極「左」思潮的破壞，同時也瞭解到許多指戰員的心聲。回京後，他向周總理作了口頭彙報。周總理說：「我同意你的觀點。」

　　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反革命集團垮臺了，他迫不及待地把自己對未來戰爭的一些想法報告中央、中央軍委。由於他的不少觀點同當時占統治的觀點相對立，執筆的同志出於好意，遲遲不敢落筆。他得知後決定自己動手，他口述，要我作記錄。我心情緊張，拖後腿說：「你這是何苦，難道你為直言而吃的苦頭還不夠麼！」他嚴肅而又激動地責備我說：「戰爭是要死人的！我是一個革命幾十年、打了一輩子仗的老兵，如果面對新的形勢，看不出問題；或者不敢把看出來的問題講出來，一旦打起仗來，就會多死多少人，多付多少代價。而我們這些老兵就會成為歷史的罪人。」我為他的革命精神所教育，再也沒有干擾他。以後他還陸續寫過一些報告。然而，當時「四人幫」仍占統治，他的報告不可能有任何結果。

　　一九七五年十月，他在多次發作心臟病的基礎上突患心包炎、胸膜炎、肺炎。脫險後，一九七六年一月，又一次發作心肌梗塞。夏季，重病初愈，對當時的形勢極度憂慮和悲憤。有一天，他對我說：「你多次希望我把自己親身經歷過的戰役、戰鬥寫出來，但我從來不準備寫。現在，我鄭重地考慮了，決心寫。這也許是現情況下我能夠為黨做的一點工作了。」他說：「我也考慮到了，即使寫成了，不一定能出版。那不要緊，留給家人、兒孫們當故事看看也是好的。」他又說：「我將主要地寫戰役、戰鬥的背景，作戰方針的形成，戰場形勢的演變以及我個人在當時形勢下所作的若干考慮，以求能如實地反映一個戰役指揮員是怎樣去認識和掌握戰爭規律以奪取勝利或者導致失敗的。我這樣寫，可能會受到有些人的非議，但我沒有別的辦法，因為離開戰爭指揮者的種種思考去寫戰役、戰鬥，就是死的；最多也只能算是戰鬥詳報，而我沒有辦法去寫其他指揮者們的具體思考。」他為我們規定整理材料的指導思想說：要寫，就要堅持實事求是，按歷史的真實來寫。時間隔得很久了，你們要對我的回憶找有關材料核實。至於觀點，我歡迎你們參加討論，提出意見，但是最後還要按我所認識的程度來寫。這就是實事求是和文責自負。

　　我們開始工作。他講述，我們記錄整理。不久，「四人幫」被粉碎了。他歡欣鼓舞，積極投入到撥亂反正的鬥爭中。他說，寫回憶錄的事，現在不急了。我也把希望寄託在待他工作稍稍輕鬆，身體進一步康復的時候。雖然講述和整理工作一直在進行者，但進展很慢。不料，一九八一年二月一日，他突發腦溢血。我悔恨欲絕，責備自己未能抓緊時間請他多談一些。兩個月後，他的病情竟然得到穩定和好轉。我小心翼翼地試探他的記憶和思考力，發現他的記憶力衰退了，但分析、思考能力仍如既住。一天，我問他，還想完成那本回憶錄嗎？他說：「當然想的」。再如過去那樣由他作系統的回憶和講述是不可能了。我在保護他的健康的情況下，以閒談的方式向他提問。每次，他都能簡明扼要地答覆我。少數時間，他精神好時，還能就某一戰役作比較系統的回憶和講述。就這樣，我們一點一滴地繼續積累了若干材料。在他重病之後，由組織上指派幫助整理材料的幾位同志陸續回到其他工作崗位。整理回憶錄的工作基本上停頓下來。但我想只要能把他的回憶材料留下來，將來總可以再想辦法整理出來的。

　　不幸接踵而來。數月後，他又發作腦血栓，此後便反復發作。他的語言、思維逐漸地遲鈍了。但在每次病情好轉後，我仍不放棄一點一滴地問問他。有一次、對一個重要問題，必需聽取他的觀點，我幾天內多次向他提問，希望他談一談。不料，他每次都默默地望著我而不答言。我心急如焚，悔恨交加，掉轉頭淚如雨下。我覺得這項工作實在不應該再繼續下去了，如果再進行，對病人來說就大殘忍了。幾天後，他忽然力我說：你不要著急，你問我的問題我心裡是明白的，只是我現在表達能力很差，慢慢地我會講給你聽的。就這樣，我們又堅持工作了下去。

　　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五日，他的病情急劇惡化。一九八四年二月五日下午四時，粟裕同志終於離開我們而去。當時我立在他的身邊，在極度悲痛的心情下對他立下誓言：你安心地去吧！我一定要完成你交付給我的任務。

　　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三日，中央軍委楊尚昆副主席由外地趕回京為粟裕同志治喪。他代表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接見並慰問我。他問我有什麼困難。我向楊副主席報告：「我和子女都沒有什麼困難。只有一件事，就是粟裕同志的戰爭回憶錄還沒有完成，他留下不少口述材料和文字材料，我請求組織上批准我把這項工作繼續下去，直到完成。」楊副主席立即批准了我的請求，並批准粟裕同志原秘書朱極同志作為專職幹部參如這項工作。後來，楊副主席又為本書題了詞。這對我真是最大約安慰了。

　　這時，不少粟裕同志的老戰友、老部下以至一些青年同志，也在關切這本回憶錄。當他們得知中央軍委已經批准繼續進行時，無不感到欣慰。有幾位同志主動地表示願意和我共同承擔這項工作。就這樣，寫作力量得到解決。我們的工作無疑困難得多了。我們兢兢業業、一絲不苟，力求使整理的材料符合粟裕同志的原意。我們深切地體會到有多少重要的思想、觀點、材料已經隨粟裕同志的離去而失去了。

　　以上種種情況，不能不使這本《粟裕戰爭回憶錄》在思想、內容、文筆、風格等各方面帶有明顯的特色和不可彌補的缺憾。這是我要寫這篇編後記的主要原因。

　　在困難的情況下，主動協助整理材料的有：姚旭、周樂亭、周蔚昌、徐充、徐玉田、秦叔瑾諸同志；曾在不同程度上協助整理過材料的有：奚原、王希失、胡石言、吳克斌、郭樹元、項明、張衛明、白艾、陳佐、熊錚彥、劉立勤諸同志；協助參加過文字修訂工作的有：金子谷、張劍、張志學、嚴報衡諸同志。劉祥順、鞠開同志以及更多的同志曾參加了技術、資料、圖片等等各方面的工作。解放軍出版社對本書的出版給予了積極而熱情的支持。

　　讓我用粟裕同志的一段話來結束這篇編後記。粟裕同志曾不止一次地對協助整理材料的同志說：「回憶錄今記述的一切成功和失敗，經驗和教訓，是參與革命鬥爭的所有人們，特別是無數革命烈士的鮮血和生命換來的至於這本回憶錄的能夠成文，則是我與同志們的合作。」

　　謹向參加《粟裕戰爭回憶錄》的整理、出版等各項工作的所有同志致哀心的感謝。

　　楚青
　　一九八七年七月

粟裕和夫人楚青（1923—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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