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戰爭回憶錄(34)

三四

　　為了加強黨政領導，全區成立了浙南和浙東南兩個特委，並先後成立了福鼎、平陽、泰順、桐霞、霞鼎太、鼎太、瑞青泰、永瑞青、慶景壽、麗雲邊等十個縣委和一個瑞平泰中心縣委，成立了浙南人民革命委員會。在根據地內，普遍建立了黨、團基層組織和貧農團、工會、婦女會、少先隊等群眾組織，建立和發展了地方武裝和群眾武裝。一批地方幹部在鬥爭中迅速成長，如鄭丹甫、周欽民、林輝山等同志，後來各擔負起了一個縣的領導職務。這時的浙南遊擊根據地，又如頭年夏秋的浙西南遊擊根據地那樣了，「黨、政、軍、民、學，工、農、青、婦、兒」，搞得十分紅火。

　　浙南遊擊根據地建設的基本政策，仍是繼續貫徹土地革命的綱領，打土豪、分田地。開始是領導群眾開展抗租、抗債、抗捐、抗稅的「四抗」運動，進而發展到在一些中心區實行包括青苗在內的土地分配。此後隨著抗日救亡運動的逐漸高漲，適當地調整了對敵鬥爭的政策和口號。如對國民黨的鄉、鎮、保長由鎮壓改為爭取；地方士紳和中等商人，中立的允許自由來去；把「窮人不打窮人」的口號改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把「歡迎白軍士兵殺死官長拖槍當紅軍」改為「歡迎白軍官兵槍口對外和紅軍共同抗日」等等。同時，還開展了爭取城市知識分子的工作。

　　活躍於浙東地區的遊擊隊，出沒於甌江北岸的仙居、溫嶺、三門、天臺、東陽、永康、縉雲、麗水之間的廣大地區，並以永縉邊的金竹峰、黃弄坑為活動中心，建立了黨的浙東特委。在特委的領導下，建立了幾個縣委，各縣委都有自己的武裝，其活動區域主要是仙居、天臺、東陽、永康、縉雲五縣交界的大盤山一帶。敵人感到對他威脅很大，視為「心腹大患」，特地成立了一個「大盤山綏靖專員公署」來對付我們。可是他們消滅我軍的企圖始終未能得逞。開始，劉達雲、張文碧、范連輝帶著部隊在這裡堅持，以後張文碧同志到了第二縱隊。劉建緒「圍剿」時，劉達雲叛變了，浙東遊擊區受到很大損失，但范連輝同志頑強機智，把散失的部隊集中起來，繼續堅持鬥爭。

　　一度喪失的浙西南遊擊根據地，這時又得到了恢復，重新組織了浙西南特委，重建了龍浦、龍遂、江浦三個縣委及其下屬的王村口、住龍等若干區委，在挺進師主力的掩護下恢復工作。他們接受了頭年遭受挫折的教訓，考慮到浙西南為敵人三省通道，勢所必爭，決定以秘密工作為主。這樣表面上看起來不如過去轟轟烈烈，但工作更扎實了，幹部和群眾更堅強了，對付敵人的「圍剿」更有辦法了。

　　一九三六年底，挺進師再次由幾百人發展到一千五六百人，地方遊擊隊和群眾武裝達數千人。我們的活動範圍擴大到了溫州、台州、處州、金華、衢州、紹興地區所屬的三十幾個縣境。我們有了象浙南這樣的比較鞏固的大塊遊擊根據地，還有了如宣遂湯邊區及青瑞邊的梅山、李山，飛雲江邊的五雲山等小塊的遊擊根據地和大量的分散的遊擊基點，做到了公開的秘密的互相支持，互相掩護。部隊打遊擊的經驗也豐富起來了，可以分散發動群眾，也可以集中打擊敵人。我們在浙江又打開了一個大發展的局面。

　　【第二次反「圍剿」】

　　一九三六年冬，國內的政治形勢發生了急劇變化，紅軍三大主力一、二、四方面軍勝利會師；「西安事變」的發生，迫使蔣介石接受了停止反共內戰的條件。

　　可是，國民黨蔣介石為了消滅我南方紅軍遊擊隊及遊擊根據地，加緊了在「西安事變」以前已經策劃的對我南方遊擊區的「圍剿」。他任命第四路「剿匪」總指揮劉建緒接替上臺還不到兩個月的張發奎擔任閩贛浙皖四省邊區主任，又派國民黨CC系骨幹分子朱家驊接替黃紹竤任浙江省主席，還調浙江省保安處副處長蔣志英到溫州地區主持「剿共」。

　　敵人的這次「圍剿」，又以浙南遊擊區作為其閩贛浙皖四省邊區的主要進攻目標。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劉建緒由杭州赴江山「四省邊區總指揮部」接事，隨即調集主力部隊六個師、兩個獨立旅及地方保安團共四十三個團，開始籌劃對我進攻。這時我遊擊區範圍大為擴大，劉建緒已不可能採取羅卓英包圍浙西南遊擊根據地的方針，他採取了拉網式的由北而南、由西而東、由外圍到中心逼進包圍的方針，企圖先將我軍向東南壓迫，然後在浙南包圍聚殲。

　　他以第六十三師等部由浙贛路一線壓我向南；以新五師、第五十二師及贛、閩保安團佈置于江（山）浦（城）公路及松溪、慶元、政和之線，由西迫我東移；第五十六師由閩北伸向慶元等地；獨立第九旅控制飛雲江；泰順有兩個保安團；溫、瑞、平為第十九師；福鼎有第八十師一個團。在浙閩邊界，構築了稠密的碉堡工事，專門組織了一個「浙閩邊清剿指揮部」，任命第十九師師長李覺和永嘉保安司令許蟠雲為正、副指揮官，企圖切斷我向福建方向機動的道路，將我逼迫到沿海地帶的一隅再加以殲滅。此外，他們又強迫群眾組織「聯甲」及「剿共義勇隊」、壯丁隊，協助軍隊「進剿」，還採用移民並村手段，焚燒邊區零散的房屋、茅棚，居民的油鹽柴米按人頭逐日配給，企圖以此把群眾和紅軍隔開，實現其「竭澤而漁」，消滅紅軍遊擊隊的夢想。

　　當時，儘管我們對抗日高潮到來的可能有所預計，但對「西安事變」和緊接著的一連串政治事件的發生，還不能迅速作出準確的判斷。在新形勢的激勵下，我們對當面的敵人發動了勇猛的進攻，想以此加快革命形勢的發展。這次主動進攻，又一次暴露了我們的力量。不久，劉建緒向我大舉進攻，我們的頭腦才逐漸冷靜下來，認識到蔣介石企圖在實現第二次國共合作之前，一舉將我南方遊擊隊全部消滅。這實際上是國共雙方三年遊擊戰爭期間軍事上的最後一仗。在強敵的進攻面前，為了保存紅軍遊擊隊，堅持武裝鬥爭的旗幟，堅持戰略支撐點，我們確立了自己的指導思想，這就是：必須把隱蔽精幹、保存力量同機動靈活、積極作戰的方針統一起來。

　　這時，劉英同志鑒於敵人「圍剿」的重點是原省委活動的主要地域，也就是浙南遊擊根據地的基本地區，他就決定越過飛雲江轉移到永（嘉）瑞（安）之間去繼續主持領導工作，這是對的。但他同時又以省委的名義決定成立閩浙邊區省委辦事處，指定我為辦事處主任，率領主力在浙閩邊應敵，這是錯誤的。當敵人數十個團大舉進攻，重點指向浙閩邊，並力圖尋殲我軍主力時，不僅不應把挺進師主力留在浙閩邊區，而且就連浙閩邊的地方黨也應該轉入地下，進行秘密和隱蔽的鬥爭，以避開敵人的鋒芒，保存力量，等待時機。劉英同志個人作出的這個決定，當時我並不知道，當然更談不上予以實施。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