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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


  當時軍團長和政委坐在一根木頭上,軍團長說:「好,好,好!」表示要繼續追擊,政委沒有作聲,我以為他同意了,一轉身就走。他突然跳了起來大叫:「站住!媽那個X,政治委員制度不要了!回來!回來!」我們只得停止追擊。當晚軍委來電批評我們為何不繼續追擊,他才沒有說的。但他卻從此把我作為反對政治委員制度的危險人物加以限制和監視。我第一次見到這位政委是在滸彎、八角亭戰鬥以後,那時他剛來七軍團上任,軍團部在一個廟裡開大會歡迎他,請他做報告。恰巧這時我從戰場回來,軍團長見我到了會場門口,便走出來同我打招呼,剛簡單談了幾句話,他就在臺上拍桌子大罵:「媽那個X,我在作報告,哪個還在講話?」當時他還不認識我,競對軍團長如此態度,顯然是要當眾耍一個下馬威。

  自我到紅十一軍、紅七軍團工作以來,感受最深的是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對革命事業的危害。同樣的部隊,同樣的武器,在正確路線指引下,在高明的統帥指揮下,就打勝仗,反之,越打越被動。當然革命的進程是勢不可擋的,但人民和指戰員們要為此而多付出無數的鮮血和生命。

  一九三四年七月,中央為掩護紅軍的戰略轉移,命令七軍團組成北上抗日先遣隊,向蔣介石腹心地區閩浙皖贛進軍,執行牽制任務,創建新的蘇維埃根據地。七月七日,當我離開瑞金時,我的心情是複雜的。第五次反「圍剿」已進行了九個多月,敗局已定。我們即將遠征,中央蘇區的前景使我們分外關切。主力紅軍下一步的行動更一無所知。聊以自慰的是,我在毛澤東、朱德同志領導下學會了帶兵打仗。我參加了建設井岡山根據地、開闢贛南閩西根據地和中央根據地的鬥爭,經歷了反「會剿」、反「進剿」、反「圍剿」的戰鬥,黨和人民給了我很重的擔子,我不能辜負毛澤東、朱德同志的諄諄教誨和培養,我不能忘記養育我成長的根據地人民,我要對得起無數的革命先烈。就這樣,我懷著革命事業最終一定會勝利的信念和克服一切困難的決心,又踏上了漫漫的征途。

  ※第五章 紅軍北上抗日先遺隊

  一九三四年十月,由於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領導,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遭到失敗,中央紅軍主力被迫從蘇區的西南方向突圍,進行戰略轉移,開始了二萬五千里長征。在這次戰略轉移之前三個多月,中央派出一支部隊,舉起北上抗日的旗幟,從中央蘇區的東部出動,向閩、浙、贛、皖諸省國民黨後方挺進。這支部隊,就是人們常常提到的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

  這次北上行動,經歷了兩個階段。一九三四年七月初,紅軍第七軍團受命擔負抗日先遣隊的任務,從瑞金出發,先後轉戰於閩中、閩東、閩北、浙西、浙皖邊和皖贛邊,十月下旬到達閩浙贛(即贛東北)蘇區,這是第一階段。十一月初,紅七軍團與原在贛東北的紅軍第十軍合編為紅軍第十軍團,繼續擔負抗日先遣隊的任務,轉戰于浙皖邊、皖贛邊和皖南,這是第二階段。兩個階段共歷時六個多月,行程二千八百多公里,沿途且戰且走,先後進行了樟湖阪、福州、桃源、羅源、慶元、清湖、大陳、分水、旌德和譚家橋等三十餘次重要戰鬥,一度震動了福州、杭州、徽州、蕪湖以至蔣介石的反革命統治中心南京,對於宣傳我黨抗日主張、推動抗日運動發展,擴大党和紅軍的影響,以及策應中央紅軍主力戰略轉移,都起了積極的作用。廣大指戰員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長途跋涉,孤軍奮戰,以大無畏的革命精神,譜寫了一篇雄偉壯烈的人民革命史詩。然而,在蔣介石調集大軍不間斷地圍追堵截下,由於王明「左」傾錯誤的領導,這次進軍始終難以擺脫被動的處境,最後招致了在懷玉山的失敗。

  今天,重新回顧這段歷史,使我感懷至深。紅軍廣大指戰員那無與倫比的勇敢頑強精神和革命英雄氣概,我們應當永遠繼承和發揚。同時,王明「左」傾錯誤所造成的惡果,用烈士鮮血換來的沉痛教訓,值得我們永遠引為鑒戒。

  【抗日先遣隊的組成】

  三十年代初期,我國國內形勢出現了錯綜複雜的局面。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大舉入侵我東北,華北,中國面臨亡國之禍,民族矛盾急劇上升,國內階級關係隨之發生新的變化,全國人民紛紛要求停止內戰,抗日救亡。但是,蔣介石無視全國人民的願望,提出「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口號,頑固地堅持對日妥協投降和加緊擴大內戰的反革命政策。內憂外患,陰霾籠罩整個中國。

  與此同時,黨內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統治著中央。第四次反「圍剿」以前,他們排擠了毛澤東同志對中央蘇區和紅軍的領導。一九三三年,臨時中央從白區遷入蘇區,到第五次反「圍剿」時,「左」傾的軍事指導方針已在紅軍中取得統治地位。他們完全摒棄了毛澤東同志的人民戰爭戰略戰術原則,從軍事冒險主義到軍事保守主義,實行消極防禦方針,造成了第五次反「圍剿」的節節失利。到一九三四年夏,中央蘇區已由原來的縱橫各近千里,縮小到各三百餘裡。周圍敵重兵壓境,並不斷向我中心區進逼,軍事形勢十分危急。

  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組成和派出的。

  一九三四年七月初,紅七軍團奉命從福建連城地區調回瑞金待命。部隊到瑞金後,黨中央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幾位主要領導人及共產國際派來的李德,接見了軍團領導人尋淮洲、樂少華、劉英和我,當面交代任務,宣佈由紅七軍團組成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立即向閩、浙、贛、皖等省出動,宣傳我黨抗日主張,推動抗日運動的發展,並規定這次行動的最後到達地域為皖南,因為那個地區有幾個縣的群眾暴動,建立了一小塊蘇區,要求七軍團在一個半月內趕到,支援和發展那裡的革命局面。

  宣傳抗日和支援皖南,是當時賦予七軍團的任務。中央在這方面做了不少準備工作,為了宣傳我黨抗日主張,中央公開發表了《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告農民書》等文件,印製了「中國能不能抗日」、「一致對外——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擁護紅軍北上抗日運動」等大量宣傳品,總數達一百六十萬份以上,這在當時條件下是很不容易的。為了及時支援皖南群眾鬥爭,中央限令七軍團進行三四天休整和準備後,立即出動。

  後來我們才知道,當時中央派出這支部隊的更加直接的目的,是企圖以這一行動威脅國民黨統治的腹心地區,吸引和調動一部分「圍剿」中央蘇區的敵人,配合中央紅軍主力即將實行的戰略轉移。中央領導同志接見我們時,並沒有說明這個戰略意圖。當時中央下發的作戰任務訓令和政治訓令中,雖然表達了要以先遣隊的北上行動促敵人變更戰略部署的意圖,但在「左」傾宗派主義控制下,這兩分絕密文件未見傳達,我是若干年後才看到的。當時對於中央這個重要的戰略意圖,並不知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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