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隨想(30)_趙忠祥

三〇

　　我記述了幾位與我有過交道的人是農民，這是在中國，美國也一樣。卡特就是農民出身，當然他不是從南部的花生地裡直接入主白宮的。在美國近代的幾位總統中，從我這個外國人的眼光來看，我對卡特最有好感，因為我曾採訪過他兩次，一次在白宮，一次在中國的釣魚臺。

　　1979年伊始，我和同事們作為鄧小平副總理訪美的電視報道小組成員，先期來到美國，第一項工作內容就是採訪卡特。此事我在《昨夜星辰昨夜風》一文中已有過記述，這採訪的過程以及我估訪中的問題和卡特的回答，都只能從當年的《人民日報》去查看了，年深日久，錄像帶已經掉去了磁粉，這次採訪的錄像帶我想看一遍也不可能了，這是十分可惜的事。電視提供了最快、最便捷的記錄方式，然而卻不能長期保存，保存在我記憶中的，就是當時在白宮見到卡特時的第一印象。

　　由於我們很晚才把問題提交白宮，白宮方面宣佈原定上午9點總統的接見推遲1小時。這使按時到場的我們中方記者和美國一批記者擠在一起，等在白宮的一間大廳裡，人多椅子少，當時連坐的地方都沒有，現在回想起來也怪。我們中國中央電視臺獨家採訪，只有美方一家廠廣播公司的幾位攝像和編導和我們一起採訪，幫我們工作。其餘近百位記者擠在那裡幹什麼，至今我也不明白。進不去，也就拍攝不上，僅僅是為了我們的採訪，他們才聞風而來，問我什麼，我都不說，就那麼三個問題，說出來對他們又有什麼新聞價值呢？這是問他們總統的，又不是問他們的，於是他們亂轟轟地站在那裡湊熱鬧，倒使我頗不寂寞。

　　當我最終走進總統辦公室的大門時，只見一張橢圓形會議桌放在大廳正中。我站在一進門處，忽然間在辦公桌與牆壁的夾道中，走來幾個人，走在最前面的是原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他戴著一副眼鏡，年輕而幹練，他向我打了個招呼，他一閃身，我發現卡特已走到了我面前。在電視上我經常見到他，於是我就覺得這位總統算是老熟人了，他憨厚地笑著與我握手問好。在這間引世人注目的辦公室裡，一位身著合體西服的美國總統，臉上綻開的是我似曾相識的微笑，這笑容像極了中國農村地頭農民大叔的樸實的微笑，是毫無裝腔作勢、自然而然不加雕琢的笑。我浮現在心頭的想法，就是覺得他很農民，很平民化，很親切。因而，頓時使我覺得外面的冰天雪地曾給我帶來的寒意，此刻都被驅散了。這橢圓形辦公室仿佛是我在北方隆冬中多次拜訪過的溫室菜田。

　　工作人員請我人座，我和卡特離得很近，緊挨在這長長的辦公桌的一端。卡特仍然溫和的憨憨的笑著，問我來美國幾天了，是不是頭一回來，對美國有什麼印象，在國內時聽到的與現在看到的有什麼不同，學過多久英語，這次跟你們副總理（指鄧小平同志）要去幾個地方，我與他交談對，忘掉了周圍的一切。仿佛對著我們的三台攝像機，一台16毫米攝影機，幾支話筒，七八位記者，和坐在一旁的三位白宮的女工作人員都消失了，仿佛我與卡特坐在陽光下（攝像機、攝影機燈光照射下有這一感覺）的地頭促膝閒談，有一搭設一搭，談的什麼或為什麼而談並不重要，而那談話的感覺是溫和的，親切的，愉快的。人就是這樣，他坐在白宮是總統，如果畫面幻化成他坐在田間地頭，就是農民。當然農民只管那一塊莊稼，而卡特要管整個美國包括農田，而且超越農田，他們還愛管天下的事兒，我何嘗不如此。就當我坐在白宮面對美國總統之前的幾年，我還不是正在沒漆的水田中平整稻田，挨螞蟥咬。那時，在田頭與老農的交談也是有一搭沒一搭，交談什麼，說明什麼都不重要，只覺得人生總要有和人的交往與交流來填充，這才是真真實實的活著。

　　「請正式開始。」這一聲指令，使我重新回到我的工作狀態。於是，我正襟危坐，換成不單不亢的微笑，莊嚴地說出第一句話，第一句在電視中的活；「總統先生，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電視臺記者第一次有機會採訪一位美國總統。」於是，我從沉浸在田頭和老農促膝閒聊的感覺中，回到了世界級的政治舞臺上，我微不足道，但我代表的是五千年的一種文化傳統，我所應體現的是站起來的正在日益強大的中國人民的氣質、風度和自尊自重的莊嚴，但我知道，仍需一種儒雅而溫和的包裝，卡特也收斂了剛才那隨意的形態，而認真地一字一句地回答我的問題。他的嗓音也實在應該列人田園風味的範疇，在聲帶的閉合上是有問題的，因此那聲音的發出並不圓潤，儘管說不上是沙啞，但也有一點磨擦聲。

　　在外國政治家裡，我從錄音中聽到希特勒那野狼嚎的語調，也聽過發出金屬光澤的男中音，印尼前總統蘇加諾的演講聲。但基本上沒有裝飾味的還是卡特，採訪結束後，結束在1979年，凝固在1979年。如今隔了16年的歲月，當我再回想起白宮的一幕，給我留下最深印象的，還是我感覺到在塑料大棚與農民大叔親切交談的那一幕。

　　我是中國人，我不明白美國人為什麼不多投卡特的票，使他連任。當我從電視中看到大洋彼岸的卡特敗于對手裡根，看到在決定卡特政治前途的一刹那，看到他競選連任告吹的時候，使我動情的是，卡特哭了，他妻子也哭了，可能支持他的人也哭了。我好同情他，我不知道他全部政績如何，也不知美國人對他感覺如何，我只覺得他很傷心。從此，他又回到南部，回到那一大片花生田，這只是我的一種想像，他下臺後又來中國訪問，住在北京時，還在大街上騎了半天自行車，這使我想起他穿著褲衩背心，在美國大街上和上千人一起跑馬拉松，好像沒跑完堅持不下來了。他很瘦，沒什麼肌肉，這麼展示風姿有傷大雅，但我很佩服他的平民意識，然而美國這個大國能否推崇一種平民意識，就要再考慮了。

　　當時和今天遺憾的是，我和卡特的一段非正式的親切對話，CBS的工作人員就是不肯編上，氣死我也。我們提什麼問題，用得著你們管嗎？我的採訪編什麼內容，你CBS幫我幹的，有什麼資格干預，但沒轍，錄像帶在人家手裡，當時我們又靠人家幫忙，這個啞巴虧吃得真冤枉。

　　1984年4月，裡根來訪華，我受命在釣魚臺採訪。這次訪華是裡根遇刺康復後的出訪，美方的安全措施使我意識到什麼叫做驚弓之鳥。

　　在釣魚臺國賓館一座樓房門口，有中國守衛，也有美國警衛人員，每一位進人這幢房子的工作人員，都要讓他們檢查，連機器也翻一下。我提了一個手包，也許我的神色不好，反正他們沒查我，我走進了客廳，我和同事們還有一位外交部工作人員，在採訪現場佈置了一下，兩個沙髮夾一個茶几，放在有一巨幅國畫《松樹》的正前方，機器對好，燈光布好，話筒也通路試過。這幅松是嶺南派繪畫大師黎雄才的作品，黎先生和我是忘年之交，所以我感到很親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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