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隨想(28)_趙忠祥

二八

　　對於我們這些客人，大寨有個招待所，每天供應我們三頓飯，中午和晚上是粗面飴飴，碗中飄著蔥花香油，偶爾還會有一兩片肉。陳永貴把我們帶到食堂，看到我們端起碗筷，說一聲「你們吃吧！」他掉頭就走。我們剛想挽留，新華社的記者說：「不用，他從來不陪客人吃飯。」陳永貴回他的窯洞，去端他的大海碗，喝他家的玉米糊糊去了。

　　我們在勞動中，還結識了鐵姑娘隊隊長郭鳳蓮。那時她剛18歲，領著姐妹們幹活兒，晚上在窯洞中還和大家打撲克牌，有說有笑，十分活潑。有一天中午，陳永貴在地頭兒上發牢騷，他低著頭兒幹活，仿佛自言自話：「來那麼多記者，盡照我們的姑娘，我這個老頭兒沒人照。」基實他並不老，我只記得他面對面和我們說了這句半開玩笑的話。

　　以後，大寨的名字日益響亮，但從1963年我去大寨採訪後，一直只能在電視中看到陳永貴，在屏幕上，我看到他像一顆明星從深山中升起，看到他走上人民大會堂的主席臺，並稱他為陳永貴副總理。

　　他沒能輝煌多久，他不再是副總理了，但也不是原來虎頭山下的那個陳永貴了。他還住在北京，我曾又一次看到他，我家離他住處很近，他上街散步，我有事出門，偶然對面碰上，我太熟悉他了，但他根本沒注意我，他目不斜視地走在柏油路旁的石板人行道上，給我的感覺，他瘦了，而且老了，已不復有當年在大寨時我見到的那種虎虎有生氣的形象了。然而，他還是他，在北京的街頭，他是一位普通的漫步街頭的老鄉，因為，他還穿著對襟的布衣，穿著一雙布鞋，這非常短暫的路遇，給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二十多年來，不曾再有的接觸，使我無法貿然向他靠攏，與他招呼，我們曾相識在大寨，我曾在他身旁幹體力活。

　　二十多年來，他的沉浮，又經常由我在電視中為他解說，應當說，我隔不多久，就會在電視屏幕上與他相見。我越來越熟悉他，他已不再認識我，他是那樣一位不太會與人交往的人。當年，我跟他一塊勞動時，並不像與時傳祥一起有說有笑，陳永貴幹活時，注意力完全盯著自己腳下的那一小塊土地，他當年對來大寨的記者，不可能—一結識。我知道這樣的人的性格，他會用自己全身心的力量去完成一件既定的他熟悉的工作，卻不善於與人打交道。我很難想像，他後來的一路遷升都做了些什麼，他從小會幹農活，他熟悉家鄉的一草一木，他離開了他所熟悉的地方，所擅長的勞作，他又會做別的什麼工作，我不清楚。

　　他以一個平民的身份漫步北京街頭時，又有什麼感想，我更無從知曉。據說，他一直到生命最後一刻，並沒能再回家鄉，他的骨灰回到了大寨。據說，大寨全體鄉親，為他戴孝，哭聲震天，把這位與他們同甘共苦的永貴接回了虎頭山，接回了他生前灑遍了汗水的這方黃土地。據說，有的鄉親哭著呼喊：「永貴啊，千不該，萬不該，你不該離開咱大寨呀。」

　　這都是往事了，陳永貴離開人間也很多年了。常言說：「人移活，村移死。」人在一生中，是可能也應該到處走走看看，或離開家去處外面營生。但一大部分人又很難離開生他養他的這方熱土，他們很像一株根深葉茂適應了當地生存環境的大樹。陳永貴就像一株虎頭山上的大樹，把他連根撥起，移到再美好的環境中，都不能使他適應，他生在虎頭山下，長在虎頭山下，最後，又回到了虎頭山下。

　　不論時代發生什麼樣的風雲，不論陳永貴曾居何高位，人們記住的，都是當年挺身而出帶領鄉親們求生存、求溫飽的那個陳永貴。他天生就是這樣一位默默耕耘的人，他仍歸於耕耘過的故土，他身上發生的一世，都是他自己可能並不明白的戲劇般的變化。

　　如今的昔陽，已不復昔日模樣，但我一直沒有機會再去看看，看看陳永貴的墳，看著郭沫若的一半遺骨所安葬的虎頭山。

　　如果站在今天的立場去回顧過去，那會有許多人不理解。為什麼當年只在山溝溝裡刨黃土塊，費那麼大力氣，收那麼點玉米，竟能使陳永貴、使他所在的大寨成了全國的一面紅旗？對這樣一個簡單而又複雜的現象，我是不可能解釋清楚的，我習慣於簡單的思考。當年就是當年。陳永貴就生在當年，他只能那樣奮鬥，而那奮鬥的情神不包含他後來的上升。什麼時代，什麼生活場所，什麼物質文明，都應該深深地向他當年的精神鞠躬致敬。

　　陳永貴是農民，後來當了副總理，我沒有任何貶低他的出身，認為農民不可以當家做主，不可以委以重任的意思。只是我個人認為，陳永貴是個出色的了不起的農民，卻不是國家領導人的人才。

　　中國歷代開國皇帝，大都是農民出身，新中國的締造者毛澤東也是出身于農民家庭，自幼也曾務農。中國農民在改革開放中，率先在自己世代耕耘的土地上創造出奇跡，這奇跡之一就是「土地越來越少，而糧食卻仍能連年滿足整個國家的需要。1960年開始的三年自然災害，那時人均耕地一畝七分以上，雖然低於世界水平，但總比現在的人均一畝半耕地多，但那時出現的糧食危機，至今使我們這一代人不寒而慄。自從那時以後，我從沒敢忘了挨餓的滋味，我總在擔心有朝一天，再出現那不幸的局面，我想，這種危機感不僅在中國，在全球人口爆炸般的增長過程中，一直是籠罩人類心頭的陰影，但是在改革開放的十多年中，中國農民在土地上創造出的奇跡，就是使我們年輕的一代不知饑餓為何物。我遇到的年輕人也會說，我怎麼沒挨過餓，某月某天，中午飯就沒吃，他們哪裡知道，一頓飯沒吃，和三年吃不飽肚子不是一個滋味。因此，我感謝農民們連續十多年讓我們吃飽肚子。

　　中國農民還有一個天然優勢，就是長期以來，農村以集貿市場為中心，上街趕集，或以貨幣交換物品，或以貨易貨，用雞蛋換燈油，這是多少代傳下來的做生意的傳統本能。因而，從某種角度看，我覺得農民做起生意來比城裡人精明，因為在市場經濟不發達的中國，農民幾乎從小就有著交換流通的意識。第一批生意人，我妄測以農民為多，或以接近農民的階層為多。

　　我在10年前採訪過石家莊的張醜娃，我當時聽了他的情況介紹，幾平覺得這是一個神話。張醜娃農民出身，在部隊幹了十來年汽車兵，不知為什麼，我見到他的那一年，他除了自己名宇之外，不認識字。

　　他從部隊下來以後，在家門口和人一塊兒起了一個牌照，補自行車輪胎，有時候也可以補汽車輪胎。不久，合夥人不想幹了，醜娃自己獨挑了這一攤小生意。他眼觀六路耳聽八方。那一陣街上忽然出現了從羅馬尼亞進門的汽車叫羅吉普。張醜姓看著看著動了心思。他說，從羅馬尼亞進口的這一批車，價錢不貴，但質量也不高，而且還缺少配件，一旦壞了，就很難修理。於是，他萌生了主意，他當過汽車兵，會搗鼓汽車。一天，一位司機車子搶了錨，張醜娃挺身而出，答應幫他修理，並自掏腰包，讓司機住進小店，他說，這毛病不是一時半會兒能修好的，背地裡，他把這輛車子全都拆了，大小幾百個件兒，邊螺釘在內，他請人套了模子，然後再原封不動裝好車子，告訴司機修好了，還送給司機一條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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