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隨想(7)_趙忠祥

七

　　§莫道前路無知己

　　十年動亂之後，我乘船途經三峽曾寫過一篇散文，其中有這樣一段；「波浪柔和，船身微顛，這碩大的船體使成了搖籃。我的心隨著江波起伏蕩漾，久久不能人睡。過去的一切像這流去的江水，一去不復返，留給我的只是一場夢，一場惡夢，我多麼希望快些醒來，驅散心頭的陰霾，讓燦爛的陽光重新恢復我童年的夢幻…」普希金這樣說：「而那過去了的，就會成為親切的懷戀。」「十年一覺揚州夢」，那是文人對往昔的戀情；「十年一覺『文革』夢」，卻使很多人不堪回首。

　　我又回到了我的崗位，但並沒有恢復我過去所從事的全部工作。當時我仍以庫圖佐夫迎戰拿破崙人侵時的座右銘「忍耐與等待」作為我的座右銘。

　　我的任務是播畫外音。錄音播出，這對於我是一個很輕鬆的工作。在製片部，很多老同志都是當年一同密切合作過的夥伴，這個集體對我來說是一個寬鬆的環境。比起在幹校喂豬的日子不知好了多少倍，即使在幹校喂豬，我也能保持樂觀。我曾這樣椰揄地表態：「喂豬是一項重要的工作，只有苦大仇深的貧下中農才能擔當飼養員的職務，我今天也有這個光榮，怎麼能不高興呢。」現在我又能從事我的專業了。聽說當我正在幹校「高溫高速煉紅心」的時候，有一位老同志為我鳴不平。那時，錄音工作量較大，可人手又少，尤其缺乏能勝任工作的播音員，當軍代表研究需要調一位播音員來的時候，這位老同志說：「我給你們推薦個人吧，就怕你們不用。」「誰？＂一位軍代表忙問，這位老同志說：「趙忠祥。」全場啞然，我深深感謝他的直言。其實，我們不過是一般的同志關係，我回台不久，他因夫妻長期兩地分居調走了。

　　在「文革」中，我超負荷、超限度的用聲，嗓音喊壞了。我用很大的力氣企圖恢復原有的嗓音，卻怎麼也不成，越使勁越暗啞，而且每況愈下，我真的著急了。

　　這時，我的老搭檔，曾文濟助我一臂之力，是他幫我尋找回失去的聲音，其中的一個方法就是縮小音量，我們曾議論過某些歌唱演員聲音不能持久及嗓音損壞了的原因是撐、著唱，氣息、聲帶。共鳴腔這三者之間找不到平衡，久而久之就會走偏。但是一旦聲音出了毛病，沒有人幫你是很難自我糾正的，曾文濟從擺話筒到定調門都幫我想辦法。經過一年多的時間，錄了幾百條解說詞，我的嗓音才逐漸有了好轉，這時的聲音已不再像昔日透明、嘹亮，於是我開始按自己的音色設計自己的解說風格。

　　回顧過去的歲月，我驚異地發現，飛逝的時光不僅帶去了青春年華，帶去了往日的溫馨，也帶去了不可補償的追悔。「文革」期間，毛主席會見外賓的電視片，沒有派我播音。後來需要男播音員，軍代表提出幾個人試試音，當時的副台長徐國盛力排眾議，他說：「還是讓趙忠祥播吧，台裡的工作應該用本台的人。」於是我恢復了一種政治待遇，在調工資的時候，徐國盛又一次想到了我，這一切都是在他快離休時，我才聽說的。他作為一位老幹部一定不在乎我是否對他感激，但至今我覺得原來對他的一種隔閡感，是他拆除的，我不免愧疚。

　　1976年是一個多事之秋。那一年，中國人民的感情是何等悲痛。毛主席、周總理、朱委員長相繼與世長辭，在治喪播出工作中，我盡了自己的職責，歷史地承擔起傳達億萬人民悲痛感情的重托。

　　1月8日，一個突發的噩耗，使中國人民肝膽俱痛。中國人民引以自豪的周總理逝世的，淒風苦雨，愁雲慘霧，億萬人民無不悲痛萬分。這悲痛的淚水，嗚咽的大地，彙聚成悲憤的哀悼，向上蒼傾訴。十年的壓抑，被「文革」分裂了很久的情感，在哀悼最敬愛的總理時，共同迸發出一種不可遏制的意志，人們的感情在悲痛中彌合，總理以他最後的一息促成了全國上下的凝聚。

　　我心中的痛楚與委屈交織在一起，當我進人播送室，淚水模糊了視線，幾乎控制不住自己的聲音，我知道此刻的每一個字有千斤的重量。這是一場意志的抗爭，我義無反顧地站在廣大人民群眾一邊，運用我長期工作練就的技能，以盡我的哀思。可是一批人奉「四人幫」之命，就坐在播音間外，他們的指令是不要過份悲哀。

　　這夥人撤了，我坐在播音間發愣。錄音科科長宋培福問我：「還不走？」我說：「你來一下，把片子拿回來，我重錄。」他完全理解並同意我的做法，天塌下來我承擔。當銀幕上出現總理的遺容時，我失聲痛哭，擦乾了眼淚又被一層淚水蒙上，我以自己深沉的哀悼為總理送行。

　　1979年1月我在美國遇到一位美國朋友，他和妻子在香港看到了總理治喪活動的電視片。他緊握著我的手說：「我現在才知道是你播出的。當時，我聽到你的解說，我哭了，我們全家都落了淚。」

　　1976年，唐山地震，隨後又一噩耗傳、毛主席與世長辭。淚水乾枯了，我是一個新舊思想參半的人，是以晚輩的盡孝之情為老人家送終，用我的聲音不僅表達我個人的哀痛，同時也力求準確地表達中華民族的心聲。

　　我想除了準確地把握感情外，還需要技巧，需要過硬的技術和過硬的體格。總理逝世期間，我一共播出三集片子，而每一集片子錄完之後，原地待命，上面審看，只要動一個鏡頭或改一句解說就要重錄一遍。一連三天三夜沒離開播音間，只是在困乏時靠在椅子上閉一下眼，如果身體不行，是完不成任務的。儘管是錄音播出，但錄音的時間正是播節目預告時間之前的半小時，這半小時和後續的片子時間差不多，只要錯一個地方就會延誤播出，這麼大的事誰敢延誤，但如果錯了不修改，將會造成天怒人怨的後果。一個片子上百個解說點，弔唁活動，一般要配一百多個駐華使節、友好人士、各界知名人士的人名。有的鏡頭長僅兩秒，一處錯了影響全域。要掌握感情又要對準畫面，只許成功，不許失敗。這個難度我過去沒有遇到過，以後也沒有遇到過，我沒有辜負眾望。

　　粉碎「四人幫」，舉國上下歡騰起來。1976年大半年的陰沉、抑鬱與悲憤，猶如積聚於地下的岩漿，此刻迸發出驚天動地的力量，中國人表示自己歡悅的心情就是敲鑼打鼓放鞭炮。一切都該好起來了，一切都正在好轉。

　　1979年我在美國華盛頓九龍飯店曾對一位美籍華人小姐說：「祖國正一天天好起來。」她流下了眼淚。

　　從一場噩夢中醒來，是一片和煦的陽光。十年「文革」之後，我第一次出圖像是沈力大姐的主張。她主持的節目《訪八一廠》需要一個人現場採訪。她想到了我，當她通知我去採訪時，已經事先找過了人事處，得到了許可，我又有了機會重返熒屏，又是她拉了我一把。

　　我深深感受到，個人有天大的本事，如果沒有機遇，沒有朋友的幫助，不過是一粒沒機會和條件發芽的種子。感謝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政策，感謝我周圍的好人。如今這粒種子發芽了，那麼就應該頑強地生長，我期盼著日暖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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