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191)_愛潑斯坦

一九一

　　她也很高興地同另一位重慶時期的老朋友。美籍日本人有吉幸治重逢。（關於這位碼頭工人出身的工會組織者和有才能的作家以及他和宋慶齡的關係，在第十八章中已經敘述。）有吉不懈地為促進美中人民的友好聯繫而努力，成為美中人民友好協會的創始人之一。70年代初，他已患胰腺癌（同斯諾一樣的病），仍奮力工作，再度來華訪問並會見宋慶齡。1976年，他終被病魔奪去了生命。

　　在比較新一點的朋友中，有的在1972年中美恢復交往後同宋的關係變得更親密起來，其中就有傑出的耳外科醫生薩纓爾·羅森和他的夫人海倫。羅森夫婦都是進步人士、都是美中友協創始人並且成為開展美中醫學交流的主要人物。宋同他們最初結識是在60年代，尼克松訪華後他們頻繁訪華，所以她常能見到他們並保持通信關係。羅森醫生年紀比有吉大得多，也在70年代後期去世。宋慶齡對這兩位友人的去世都表示了誠摯的哀悼。

　　美中友協的發展，特別是在美國許多地方（包括她念過書的南方）建立起分支機搆，使宋慶齡感到很高興，但同時又為這個組織內部的嚴重分裂而苦惱——常常兩邊都是她的朋友和相識的人，如羅森夫婦和韓丁（威廉·欣頓）是一派而有吉幸治則是另一派。這些情況反映出美國「新左派」中存在著同樣的分裂，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文革」時期中國的「派仗」的影響。當有人問起宋慶齡的意見時，她總是贊成團結。

　　在這個問題上，她在一封私人信件^①中曾談到美中友協希望在它成立五周年時她能給他們發一篇賀詞去。她接著寫道：

　　①同上，1973年9月1日。

　　「我覺得我們必須教育這個友協的會員們更深刻地相互瞭解，這樣才能在曲折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使友誼長存……大多數友好團體的一個缺點是……僅僅介紹變化了的中國的表面現象，而不去著重說明為什麼會有這些變化、這些變化又是怎樣發生的。」

　　她還希望友協的工作能開展得更廣泛些：「……在擴大和加深工作範圍方面，應該把眼光放開。除了中國的朋友、學者、醫生、律師、工會人士和少數民族人士（他們都有代表訪問過中國），還有工商界……」

　　在重慶時期的老朋友中，她很快就同曾任史迪威將軍副官的美籍華裔理查德·楊（楊孟東）（前面第十六章中已敘述過他）恢復了接觸。在隔了很長一段時期之後，楊又給宋來信，她高興地回復道：^①

　　①宋慶齡自上海致美國帕洛阿爾托市理查德·楊，1976年7月1日。

　　「我又重新同你恢復了聯繫，真不知道有多高興！27年來我一直在想，你到哪兒去了。遇到可能知道你下落的朋友，我就打聽你的地址。知道維維恩（楊的第一個妻子）已去世，很難過……你的結婚照，用象牙鏡框鑲著，這些年裡一直放在我的壁爐架上……我常呆呆地看著它，希望有一天能再見！

　　「生活大變樣了。艱難和緊張已在我身上留下印記，除了腰身和白髮之外！

　　「我希望在哪一個好日子裡你會來看看我，也看看1949年以來所發生的驚人變化。」

　　部分地由於楊的薦介，她同以前沒有見過面的史迪威將軍的兩個女兒結識。她們是南希·史迪威·伊斯特布魯克夫人和艾莉森·史迪威·卡梅倫夫人。這兩姐妹都是在中國長大的、能流利地說中國話，並且同她們的父親一樣，對中國人民極為欽慕（在中國出生的文莉森從小就在父親的鼓勵下學中國畫，是一位中國畫畫家）。

　　楊在來信中提到史迪威姐妹，她在回信中說，她們已請她幫助解決她們的來華簽證問題，她已交給北京的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去辦。

　　這樣，原有的紐帶又重新聯結起來了——也把楊和史迪威姐妹同新中國聯結了起來。在宋慶齡的鼓勵下，他們三人都很快到中國來訪問。楊後來在北京工作了一個很長的時期，擔任一家合資旅館長城飯店的工程師和開發師，他同他的家屬成了宋家的常客。史迪威姐妹每隔一段時期就到中國來作一次短期旅行，她們在促進大洋兩岸人民友誼的工作中都發揮了自己的積極的、具有象徵意義的作用。

　　在這段時期中宋慶齡同《紐約時報》主編索爾茲伯裡開始通訊和會見。（他們在1972年的第一次見面，前邊已經提及。）索爾茲伯裡曾在蘇聯進行長期的採訪報道。他告訴宋慶齡她在1924—1927年結識的蘇聯友人的命運（在許多情況下都是悲劇性的），她很感興趣，因為她一直關心著他們。索爾茲伯裡到中國來採訪的宿願得償，1972年及以後他來華時，他和妻子夏洛特經常是宋的座上客。他給她寄報紙、刊物，還有他所有的著作，她為此感到高興。特別使她欣慰的是在她尖銳地指出了他書中的一處錯誤後，他立即道歉並表示要作更正。這個錯誤涉及到她同孫中山結婚的日期和情節，他採用了國民黨的說法（在美國的參考書中很常見），而這種說法是意在貶抑來的地位的。^①

　　①承索爾茲伯裡先生惠贈幾年來宋慶齡給他的信件的複印件，志謝。

　　索爾茲伯裡在同宋的談話中，喜歡引導她懷念青年時期在美國的生活並在報道中描述她的表情。他曾多次敦促她重訪美國但未獲成功。

　　在結識新朋友的同時，她也沒有忘記老朋友。亞曆山德拉（「阿利」）、曼·斯利普是她少女時代在北卡羅來納州蒙特裡特的一次女青年會露營活動中認識的，以後她們多年保持通訊關係。這些用「親愛的阿利」這一熱情的稱呼開始的信件，最近被發現了——最早的一封是在1913年，有幾封是在她結婚以後，還有幾封要更晚一些。^①

　　①《舊藏中國來信，1913－1976》，馬爾科姆·羅舒爾特編，載於《威斯康辛歷史季刊》（英文），第73卷第2號（1989—1990年冬季等），第111—133頁。

　　在1976年9月9日的信中——她們的通訊自1949年後顯然中斷了一個很長時期——宋慶齡表示出她對這位少女時代的朋友仍然充滿著純樸的、始終如一的感情：「你在護理院^①裡幹什麼呢？你身體好嗎？阿利親愛的，我常常想起你，想起我們一起在北卡羅來納州蒙特裡特渡過的那個愉快的夏天。我很願意再去看看美國，可是我的腿不行了，害風濕性關節炎，不能旅行了。再說，儘管年歲大了，可是我要做的事情很多，特別是在這次可怕的地震^②之後。當其他人都在拼命工作，重整和重建我們的可愛的祖國的時候，我不願意離棄我的家鄉。但我倒很願意在這兒能見到你。」

　　①美國的護理院（Nursing Home）專供年老體衰者及康復者付費居住，設有專業人員照顧生活。——譯者
　　②指當年唐山大地震。——譯者

　　在這些給「親愛的阿利」的信中，她所表達的完全是濃厚的個人情感，但同時她又旁敲側擊地聯繫到中國的局勢。正是這樣一種精神，早在抗日戰爭時期，啟發了阿利，在她的社會層中開展工作，通過宋慶齡在香港主持的保衛中國同盟援助中國的傷員。（參見第十五章）中國的朋友成了她的朋友，她的朋友成了中國的朋友。

　　除美國友人外，她也記得其他國籍的友人。王安娜在同她原來的中國丈夫離婚後，在德國重新結了婚。在「文革」中，她突然聽不到她留在中國的兒子的消息，非常憂慮。安娜托人來向宋慶齡打聽。宋慶齡回復說：「……我無法知道他的地址。我勸你別去打聽了，因為他同他的父親看來都『消失』了。」^①

　　①宋慶齡致「親愛的鄰居」，1972年9月18日。下面的另一信是1977年6月1日。

　　宋慶齡說，她想不出有什麼道理會出現這種情況：「……我確實覺得奇怪，因為我一直把他們看作最可靠的同志。讓我們希望他們很快就會重新出現。」

　　在這場政治風暴過後，他們的問題也像別人一樣弄清楚了，王安娜也擔任了德中友協主席，政治上和私人方面的障礙都不存在了，可以重訪中國。為此，宋慶齡非常高興地表示：「沒有理由會排斥她的，她為自己曾入籍過的這個國家（指中國）做過那麼多的工作！我們不是一個無情無義的民族。」後來，王安娜真的來了，受到了榮譽的接待——並且不止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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