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190)_愛潑斯坦

一九〇

　　〖恢復同國外的交往〗

　　在這十年裡宋慶齡同外國（特別是美國）友人接觸的不尋常的情況也很能說明問題。

　　美國記者和作家文森特·希恩20年代曾在武漢、莫斯科和柏林同宋慶齡有很多接觸並經常採訪她。1966年6月，正當「文革」風暴醞釀之時，希恩寫信給她，要求她協助安排他參加當年11月的孫中山誕辰百年紀念活動，並且這樣就能重新見到她（他們上次的短暫見面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上海）。

　　8月間，她覆信說：^①

　　①宋慶齡自北京致美國紐約文森特·希恩，1966年8月18日。此信及在本書其他各處所引用的宋致希恩的信均由希恩遺孀黛安娜·福布斯—羅伯遜提供複印件，附此致謝。

　　「我已……盡了我的最大努力，爭取你能來參加百年紀念。但碰到了障礙，使我們不能重聚，使你——我的好朋友——不能來看看中國在解放後所取得的進步。

　　「……只要美國政府堅持佔領中國的臺灣和其他島嶼並對我們實行敵視政策（……它提出在各個領域進行交換訪問……只不過用以掩蓋其敵意行動），我看美國人要得到中國的入境簽證是不可能的。目前的情況就是如此，真使人極感遺憾。

　　「向你致熱烈的問候，希望很快有一天形勢會改變……使你能重訪中國。」

　　七年之後，「文革」最狂暴的階段過去、尼克松1972年訪華後中美關係有所改變並使互訪成為可能，希恩和他的夫人黛安娜寫信告訴她，他們即將到達上海。她為不能在上海會見他們道歉，因為她在北京，並正患皮炎。但她保證他們在上海將受到很好的接待。「我做到使他們（當地主管單位）瞭解，你在1927年後給我們多大幫助。」這是她在一張短簡中寫的，這張短簡他們一到上海就收到了。^①

　　①宋慶齡致希恩夫婦，1973年6月3日。

　　一年後，希恩在紐約西奈山醫院接受癌症治療。她給他寫了一封使他高興和快慰的信^①，開頭熱情地稱呼他「我的親愛的朋友傑米（希恩的綽號）」。她另外給黛安娜寫了一封信：^②

　　①宋慶齡致美國文森特·希恩，1974年10月27日。
　　②宋慶齡致美國黛安娜·希恩，1974年12月25日。

　　「我一直不知道傑米病得這樣重……這消息使我十分震驚……我在想念著你們，雖然我無法飛去看你們。」

　　接著，在1975年4月給黛安娜的信中，她鼓勵這位新寡的夫人投入工作：「你越早動手寫你的書（黛安娜曾告訴宋，她打算寫作），對你的精神就越有好處。真的，你一定要寫一寫你的中國之行，乘現在印象還很新鮮的時候。」^①

　　①同上，1975年4月29日。

　　對宋慶齡來說，她的朋友——不論已故的或尚健在的——是那些對她的祖國和她的事業（中國和中國革命）持積極態度的人。早在60年代初，當時中國由於外來的敵對壓力、自然災害和政策失誤（如「大躍進」）處於暫時困難時期、她自己在這段時間裡身體不好（用她自己的話說，這是「當我們的革命鬥爭極端艱苦時……生活高度緊張的後遺症」），她在給埃德加·斯諾的一封信^①中說：

　　①宋慶齡致斯諾，北京，1960年11月3日。

　　「……但如果我必須重頭再做一遍的話，我仍會按同樣的路子生活，因為落後的東西自己是不會消失的，而必須用劇烈的鬥爭去清除」

　　她接著用一種提意見的方式補充道：

　　「……你已親自見到我們新生活的許多情況，還有我國人民現在為自己和別人建設一個更美好的世界的勁頭。……要把這些情況告訴西方（特別是美國）的公眾。我知道你會碰到某些問題和困難

　　「既要寫目前，也要寫遠景。生命是短暫的，但歷史是恒久的。而歷史肯定地是在走向人民爭取和平和社會主義的勝利……」

　　以這樣一種樂觀主義的精神。她在70年代重新見到30和40年代的朋友——當年都還年輕、而今都上了年紀——時，她很快活，甚至很輕鬆。

　　在這些朋友中有一位就是思想進步的美國外交官謝偉思。他瞭解中國，看清楚中國將選擇什麼樣的前途，並且敦促美國在處理它同中國的關係時要著眼于未來的中國而不是過去的中國。就因為這些，他成了犧牲品，被趕出國務院。但現在他的遠見贏得了人們對他的尊敬。1951年他曾重訪中國，1975年再度來訪——這一次是同前美軍駐延安觀察組（抗戰時期由羅斯福總統和史迪威將軍派遣）的老組員一起來的。他在北京時，正好曼尼·格蘭尼奇也在，宋慶齡風趣地談到他們：「我已經見到過謝偉思了。他的頭髮全白了，三十年的時間當然要把一個小夥子變成一個老頭子。女人也一樣……不過曼尼·格蘭尼奇正相反，看上去比過去還更年輕，臉色紅紅的，兩眼炯炯有神，走路也不再有點駝背了。也許他的新夫人對他照顧得很周到，她名叫伯莎。」^①

　　①宋慶齡致愛潑斯坦，北京，1975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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