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183)_愛潑斯坦

一八三

　　〖1969年〗

　　1969年，《年譜》的記載仍然極少，只有她參加國慶招待會和檢閱以及她個人所做的一件關心後輩的事——在知道楊小佛未收到所寄去的《孫中山選集》和《宋慶齡選集》後，又把自己手頭的一套請她的助手帶到上海，作為禮物送給他。

　　實際上，這一年和下一年都是極富戲劇性的。

　　總的氣氛是備戰。美國侵越正向中國南部邊境迫近，在北部邊境則同蘇聯發生了武裝衝突。中國準備對付來自任何一方或者雙方的進攻，甚至核攻擊。在僻遠的內地山區建起了新的工業。全國各城市都在地下挖了迷宮似的「人民防空工事」以用於隱蔽和疏散。多餘的和被懷疑為不可靠的人都得離開中心城市，到其他地方安置。關於這種情況，宋慶齡寫道：「甚至孩子們也都在忙著備戰工作。戰爭要是打起來，我們是不會措手不及的。蘇修使我想起了一句古話，『上帝要誰毀滅就先讓他瘋狂。』我們的孩子們都到農村去工作和學習了，和農民同吃同住。他們長大後不會變修、也不會沾染資產階級思想。農村生活使他們經受了鍛煉。」^①

　　①宋慶齡致格蘭尼奇夫婦。

　　她認為當時確實存在戰爭的危險，備戰是必要的（備戰工作是防禦性的，儘管當時中國挖防空洞也被莫斯科譴責為「好鬥」）。

　　但事情還有另外一面。林彪和後來被稱為「四人幫」的勢力加緊控制中國的政治，他們把所認為的國家面臨的危險作為消滅異己的藉口。

　　這在確定哪些人應該撤出北京及其他重要城市的問題上經常表現出來，因為要撤走的人都是被認為不可靠的或不必要的或既不可靠又不必要的，撤走是一種戰前的預防性措施。從廖夢醒給宋慶齡的信中可以看到一個辛辣的實例。廖夢醒是廖仲愷和何香凝的女兒，一位忠誠的、久經考驗的共產黨人，但她卻被極左分子劃入既不可靠又不必要的一類。廖給宋的情仍像通常那樣用「親愛的叔婆」開頭，接著寫道：「我正打算收拾行李，雖然我仍然不知道上哪兒去。……我被劃入『老弱病殘』一類，將不需要留在北京。我正在把我所需要而又拿得了的東西清理出來……到了新的住處我會寫信給您。上海也是一個海岸城市。我相信您早晚也得走……希望您將來會有一個愉快的新家，頤養天年……不管我到那裡，我都會想念您……」^①

　　①廖夢醒致宋慶齡，1969年11月10日。原信是用英文寫的。

　　廖夢醒這時年紀已經很大了，身體也不好，但她的工作單位全國婦聯的「造反派」老早就把她軟禁起來，使她備受折磨。她告訴宋慶齡：「我有沒有對您說過，我家那扇離我居室最近的後門被釘死鎖上了。我常常是孤零零一個人在家，兩手常常顫抖……我相信我們之間來往的信有幾封丟失了……只要能寫，我會繼續給您寫信的……我太想念您了，我無法表達……」在收到宋的回信後，她又寫道：「這麼久聽不到您的消息，老在盼您的信，現在總算盼到了，我真不知道有多高興……」^①這兩封信都不是通過郵局而是由人送去的。

　　①同上，1968年9月23日、27日。

　　在折磨人的1968—1969年，宋慶齡的親屬中還發生了兩起不幸事件，使她精神上備受打擊。一是她很喜歡的一位有才華的表妹、二舅倪錫純的長女倪吉貞1968年5月在上海被迫自殺。這個表妹全家被掃地出門，擠住在一個汽車間裡，自已被作為「管制分子」強迫勞動，不堪淩屏。消息傳來，她內心極感悲憤。二是她最喜歡的最小的弟弟子安1969年2月病故。她又為之傷心落淚。她為了要往美國發一個唁電，還得請周恩來和鄧穎超幫忙獲得特許——在那段緊張的時期，事情就是這樣的。^①

　　①本段據本書作者對宋慶齡身邊工作人員的訪問。

　　〖1970年〗

　　1970年，《年譜》的記載只有兩條，一是在天安門城樓上參加國慶檢閱，二是接受保加利亞新任大使遞交的國書。

　　在給格蘭尼奇的信中^①，她還是表現出一種認為整個形勢令人鼓舞的語調：

　　①宋慶齡自上海致美國格雷斯·格蘭尼奇，1970年1月31日。

　　「……真希望你們也在這裡，可以親眼目睹正在發生的巨大變化。從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中國通訊》中，你們可以……隨時有所瞭解。不幸的是，她已84歲了，身體不好，所以她不能再繼續這項極有益的工作了……」

　　關於她自己的行止，她已回到上海了。「離開家到首都去已4年了，我現已回家休息。」離開這座家鄉城市那麼長時間當然不是她自己願意的。

　　她寫到在北京的朋友、來往的減少和慣常生活的中斷，字裡行間也隱含著對北京現狀的批評：「路易·艾黎不是很快活，因為他不能到處跑（為寫作收集材料）。他也在發皮膚病……馬海德生了肺炎，現正在康復。雖然我們都住在同一座城市裡，我已經有好多年沒見到他們了。

　　附記：2月6日是春節，但我們現在不過這些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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