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149)_愛潑斯坦

一四九

　　§（十一）在上海為婦女、兒童、貧苦知識分子和未來而工作

　　內戰全面爆發以後，運送醫藥供應品去解放區的工作實際上已無法繼續進行（除非通過地下秘密渠道），所以宋慶齡和中國福利基金會把主要注意力轉向上海本市——為擠住在貧民窟裡的窮人工作。有些項目是為那裡的婦孺提供醫療保健，另外一些項目則為年紀大一些的、常被迫在街頭流浪的兒童提供識字教育和有意義的文娛活動，把新的思想、新的希望輸入他們的小小心靈。還向進步的作家和藝術家提供援助，他們之中的許多人生活在極度貧困之中，還受到政治迫害。除了向他們提供食品、衣服和藥品外，在可能條件下還為他們安排工作，包括為中國福利基金會的兒童劇團——中國第一個兒童劇團——寫作和演出兒童劇。

　　為婦女和兒童舉辦的項目，宋慶齡都積極參與並經常到現場去訪問。這些項目都辦得節約、有效。它們大部分都是在用金屬板搭蓋成的活動房屋裡進行的，這些活動房屋原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為美軍設計製作的，後來作為剩餘物資處理或贈給「聯總」等救濟團體。

　　中國福利基金會的工作人員很少，但都有著為人民眼務的思想，其中有一些共產黨人——當然這個身份是不能公開的，否則便會送命。許多人是志願前來幫助工作的。多年後，宋慶齡總結這段時間在上海的工作：「中國福利基金會也在上海為勞動人民及其子女開展了一些別的文化福利活動。它向國民黨的剝削、腐敗造成的饑餓、疾病和愚昧進行鬥爭。辦起了婦幼保健室，為那些無力上學的兒童舉辦識字班，培訓小學生當他們的『小先生』。還辦了個兒童劇團，在那裡孩子們既是演員又當學員。設置了一個專門基金，來幫助被國民黨反動派迫害的進步的貧病作家、藝術家，使他們能從事創作而免除挨餓，從而也就揭露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酷壓迫和文化專制。

　　「這些活動絕非『慈善事業』，它們表現出解放區倡導的那種互助精神，這種精神灌注在我們所舉辦的事業中，但是採取的做法卻適應了當時上海黑暗反動統治的環境。在這些事業中工作的人員，有忠誠的革命者。甚至在孩子裡，也有不少成了『地下少先隊』成員，他們從小就學著在困難和危險的條件下為人民服務。

　　「就是這樣，中國福利基金會和它的前身保衛中國同盟採用各種方法為人民的勝利、為即將誕生的新中國培養力量，盡了自己的一份力量」^①

　　①宋慶齡著《為人民服務四十年》（1978年6月），載《中國福利會四十年》，輯入《永遠和黨在一起》，第174—183頁。

　　關於兒童劇團以及宋慶齡對它的關切，任德耀的回憶提供了很能說明問題的側面材料。任長期擔任這個劇團的團長並經常為它寫劇本和擔任導演。他說：「1947年3月，宋慶齡覺得為上海的貧苦兒童光提供醫療和營養方面的服務是不夠的。這些孩子愚昧無知並受反動的社會環境的蒙蔽，很需要精神食糧。所以她建議創辦一個兒童劇團，就像她在20年代曾在蘇聯看到過並得到深刻印象的兒童劇團那樣。她找黃佐臨幫助（黃是中國著名的戲劇革新家，以演出英國肖伯納和德國布萊希特的劇作為世人矚目），黃把我推薦給宋——我就是這樣來的。

　　「我們第一個演出的戲是根據蘇聯作家班台萊耶夫所作同名童話改編的《表》，是關於蘇聯建國初期街頭流浪兒的。在解放前的上海，上演一個蘇聯戲並且是一個由魯迅翻譯作品改編的戲，這件事本身就是對國民黨的一次挑戰。張石流任導演，我任舞臺設計。我們不得不仰仗捐助來應付一切開支，使貧民區孩子們可以免費看戲——這是宋慶齡一直堅持的。

　　「為了挑選演員，我們起初在熊佛西的上海市戲劇實驗學校和陶行知的育才學校裡找，後來在中福會自己辦的兒童福利站裡找。這不容易。在舊社會，演戲被認為是下等的職業，所以許多父母不同意讓孩子演戲。

　　「我們還表演解放區的秧歌劇如《兄妹開荒》，還有對壓迫者的諷刺劇。國民黨向宋慶齡直接表示不滿，她就勸我們為了保證安全，停止公開演出。但我們繼續關起門來排練。

　　「宋慶齡常來看我們的演出，有時還來看彩排。實際上，她對什麼事情都非常仔細地檢查，甚至於會把孩子們的衣領翻下來，看看他們的脖子是不是上上下下都洗乾淨了。

　　「當1949年5月上海解放時，我們劇團的孩子們帶頭歡迎解放軍，在街上跳起了秧歌舞。在上海，他們是最早演出秧歌並且一直在偷偷排練的。他們揮舞著的旗幟、高舉著的標語都是在地下室和其他難於發現的地方製作的。」^①

　　①任德耀與本書作者的談話，1985年2月。

　　這是中國福利基金會的另一面——用任德耀的話說，「宋慶齡領導的中國福利基金會像是一個就在上海市內的『小解放區』」

　　兒童劇團得到許多中外熱心人士的幫助，其中有中國福利基金會總幹事美國人傑拉爾德·譚寧邦，他本來是演員。

　　關於中福會在市區的工作，西爾維亞·坎貝爾（鮑威爾夫人）在1949年3月（上海解放前不久）的家信中曾飽含激情地說：「我多麼希望你能看到我們在這裡做的工作。很難描述我們辦的這些家庭識字班、『小先生』、接受免費醫療的隊伍、難民營。我們的群眾性識字班已經吸收了2500名兒童，成為全市一所最大的小學。我們在1948年為43000人提供了免費醫療。

　　「……我們正在舉辦『三毛樂園會』。三毛是一個可愛的、中國漫畫作品中的主人公。他經歷了中國窮苦孩子所要經歷的一切苦難。他現已成了一個『小先生』，而且我們正在用他進行一次籌款活動……」（1948年4月4日宋慶齡親自主持畫家張樂平的「三毛原作義賣展覽會」，取得很好成績，會後她還專函向張表示鼓勵和感謝。）

　　以後，人們還將看到，所有這些本地的項目在解放後都仍然繼續下去，由公家撥給經費並且大大擴充了。在鐵皮活動房屋中開始的事業後來發展成中國最大的「少年宮」、規模很大的「婦幼保健院」和全國著名的「兒童藝術劇院」、中國第一座「兒童藝術劇場」。在這些鐵皮活動房屋中開始識字的孩子們中間，不少人成長為工程師、大學教育家、政府高級幹部和人民解放軍軍官。

　　中國福利基金會援助知識分子的款項，有的是就地募集的（如1947年舉辦中秋遊園會，收入4000美元），有的是國外友人支援的（如當時在紐約的史沫特萊籌集了2，500美元）。用這些款項購備寒衣、營養品（如奶粉、為眾多結核病患者所需的魚肝油等）、藥品，按需要送給作家、藝術家和學術工作者，分配工作由他們自己組織的團體經手，包括郭沫若、茅盾、夏衍等負責的香港民主文化事業基金會，葉聖陶、梅林等負責的中華全國文藝協會，杜國庫、侯外廬等負責的中國學術工作者協會，還有中國木刻協會，中外文藝聯絡社等。

　　在「以工代賑」方面，蘇聯的塔斯通訊社給了及時的援助。它在上海正在進行一些文化交流項目，上海分社負責人弗拉基米爾·羅果夫和米哈伊·亞沙明免費向中國作家或翻譯家提供外文原版書，由他們從俄文或英文譯成中文後付給稿費，又從海參崴運紙來印刷出版中文版（當時上海紙張缺乏）。中國福利基金會設翻譯委員會來進行這一工作。

　　音樂劇《孟薑女》的演出是多文化的產物，還反映了當時的政治氣候。創作這部以中國古代傳說中悲劇性人物為題材的音樂作品的是一個外國人，它的風格是中國式的而演奏的則是有各國人參加的上海市交響樂團。它的作曲兼導演阿龍·阿甫夏洛穆夫^①出生在西伯利亞，從小喜歡那裡的華工們從家鄉帶去的樂曲和戲劇。他在瑞士上了音樂學院，後來命運把他帶到了中國。至今，音樂界還懷念這位中國現代音樂的開拓者之一，他的主要功績是呼籲中國作曲家們在學習了歐洲樂器和配器之後不要使他們的作品「西方化」（當時的時尚），而是要用他們學到的這些東西來表達和發展中國自己的音樂傳統。他的《孟薑女》就是他身體力行自己的主張的結果。1946年3月末，這部音樂劇（編劇姜椿芳）為中國福利基金會在蘭心大戲院義演兩場，宋慶齡親自到場主持，並為全體演出人員頒發紀念章。義演收入達8000美元。

　　①阿龍·阿甫夏洛穆夫是雅各布·阿甫夏洛穆夫的父親。雅各布幾十年來一直是美國俄勒岡州波特蘭青年交響樂團的傑出指揮和領導人，他還是一位作曲家，有時創作中國風格的作品。80年代，他曾應邀來華參加並指揮紀念他父親的音樂會，演出他父親的作品。

　　在戰後的上海，這也是宋美齡所聽的一部音樂作品，並獲得很深印象。她提出願意幫助這部作品去美國巡迴演出。但這件事牽涉到一個政治問題。她堅持在贊助者名單中除掉原有的由左翼藝術家組成的團體。後來的爭議和談判被形容為是一場「小型的國共談判」，並且同樣的毫無結果。

　　在同一期間，據說阿前夏洛穆夫為《義勇軍進行曲》完成首次管弦樂配器。這首聶耳創作的激動人心的抗日戰歌今天已成了人民共和國國歌。這真是在那個複雜的時代中發生的一個複雜的故事。

　　任德耀懷著深情談到宋慶齡「對知識分子的真正尊重，以及知識分子對她的尊敬。」

　　「每次她請他們來開會總是慎重其事並在請柬上親自簽名（她認為打字或油印的通知不夠尊重對方）。這樣一些尊重的表示常使處境艱難和貧困的文化人感動至於淚下。像白楊和趙丹等影星不怕得罪國民黨大官，常回避他們的邀請，但從不拒絕她的邀請。有時她沒有邀請的人也來了，使屋裡變得很擁擠。

　　「對那些經常為中國福利基金會工作的知識分子，她指示辦事人員為他們提供新的衣服，因為——她說——在上海擠電車和公共汽車，他們自己的衣服很快就會破的。她知道我有一個小女兒，就送她一條橡膠防水褲衩作禮物。

　　「她總是先想到別人。這是她留給我們的精神遺產，我們永遠不應拋掉。當時，我們愛中國福利基金會，因為我們感覺到它愛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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