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139)_愛潑斯坦

一三九

　　§（二）從保衛中國同盟到中國福利基金會

　　宋慶齡在戰後首先關心的事就是如何使「保盟」的工作適應新的形勢並更改這個組織的名稱。她給一位老同事的信上說，

　　「我們的『保盟』由於形勢的改變現在已更名為『中國福利基金會』……

　　「儘管可怕的戰爭已經過去，我們面前的工作還是堆積如山……情況很慘……人民面臨著疾病和饑餓……沒有希望實現經濟穩定。黑市到處存在，我們過去認為必需的東西，現在只有少數人買得起了。」^①

　　①宋慶齡自上海致美國舊金山劉陳伊華，1946年3月1日。

　　這封信是給劉陳伊華的。她是一位美籍華人，在香港曾在「保盟」當打字員。這個例子說明，宋慶齡總是想著她的老同事，一回上海就同他們聯繫，並且不論他們職位高低，她都一樣熱情。

　　這封信還顯示出，她總是把公眾的需要放在個人的要求之前：「……許多人邀請我訪問美國，但我在這裡的工作實在使我分不開身……我非常想去重訪朋友們，再看看我兒時到過的地方。真是遺憾，環境還不允許我實現這個願望……」

　　保盟的改名實際上是好幾個月之前就在重慶決定了的，但直到遷往上海之後才宣佈。這是因為在決定改名時定下一個條件，即：「在我們為實現戰後的目標而在沿海地區站穩腳跟之前」^①，暫不使用新名。

　　①重慶保衛中國同盟致紐約美國援華會的信，1945年9月20日、10月1日。

　　但這不是說保盟的工作在遷移和改名時期要暫行停止。相反，還在重慶時它就迅速有力地利用抗戰剛剛勝利的有利時機，把盡可能多的供應品運往長期遭受封鎖的解放區去。

　　這一工作的緊迫性是由於形勢的難以捉摸——既有和平發展的可能、也有爆發內戰的可能。這種情況在支援解放區一所醫院的事情上具體表現出來。在沿海運輸恢復之後，宋慶齡就向在美國的友人發出呼籲：「蘇北的國際和平醫院迄今為止收到的供應品是最少的，所以它理應首先得到運抵上海的物資的絕大部分。」^①

　　①同上，1945年10月16日。

　　這所醫院設在敵後的新四軍地區，保盟要從重慶運物資去無論從地理上或政治上都是不可能的。現在在上海就可以想辦法了。保盟用美國援華會提供的款項在馬尼拉買下了美軍作為戰爭剩餘物資拍賣的一所有250張病床的醫院的全部設備，運到上海，再轉運蘇北。但國民黨的封鎖事實上仍然存在，花了許多時間辦交涉才從蔣政府那裡拿到了許可證。即使如此，因為一路上國民黨軍隊的阻撓，原定1946年4月運到，結果遲了兩個月。

　　全部設備運到後，當地縣政府把一座本來準備作辦公用的房子讓給醫院——這種作法當時在解放區是很普通的。安裝工作立即開始，這所醫院為了報答國際上的友好支援，保證要成為本地區衛生工作的模範。為了幫助這所醫院，受過西方培訓的一些醫生志願從上海去蘇北服務，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也派去了一位美籍醫生和一位波蘭籍醫生（後者同他的從事醫療技術工作的妻子都是西班牙內戰時「國際縱隊」老戰士）。擔任醫院化驗室主任的一位中國醫生是著名的長沙湘雅醫學院（「中國的耶魯大學」）畢業生並曾在美國人創辦的北京協和醫院工作多年。他承擔了為當地培訓35名技術員的任務。這種志願從大城市到艱苦的內地去工作的受過現代醫學教育的人員代表了當時正在傳播的一種新的精神和對中國未來的新希望。新四軍的高級領導人在收到這所醫院的全部裝備後高興地專函向宋慶齡致謝並開列了詳細的收據。^①

　　①據上海中國福利會提供的史料，特此致謝。

　　與抗戰時期遊擊戰爭中技術和物資都嚴重匾乏的狀況相比，現在看來真是今非昔比了。但很快又出現了一場劫難。蔣介石重開內戰後，這所醫院所在地是最先受到攻擊的目標之一。有些新設備還沒來得及打開，醫院又得轉移到北面數百公里處山東境內的一個更安全的地方，並且又要在得不到外援的情況下進行工作。

　　在這件事情上，時間成了最大的關鍵。如果宋慶齡和保盟的動作稍慢一點，這些進口的醫院設備就永遠不可能運進解放區了。

　　就保盟本身而言，在上海找一個辦公地點是當務之急。上海的房屋本來擁擠，抗戰勝利後那麼多人從大後方回到上海，房子更加困難，房租也直線上漲。國民黨當然不會幫助保盟解決房子問題。幸虧宋慶齡的交往廣闊才算有了辦法。她在戰前就認識的友人理查德（迪克·史密斯）在頤中煙草公司任副經理，答應勻出一點地方供她短期免費使用。關於這個辦公處，她寫道：「我們這間小小的辦公室裡放了6張桌子——經常有6到11個人在屋裡擠來擠去。電話鈴不停地響著。屋子的一角還要用來堆東西。但這間房子是免費的，其他任何地方的房子都要付5000美元以上的押租，另付房租。」^①

　　①宋慶齡自上海致紐約格雷斯·格蘭尼奇，1947年5月29日。

　　一位年輕美國婦女西爾維亞·坎貝爾參加了中國福利基金會的工作。她在家信中寫道：「在我們這個單間辦公室裡只有4個工作人員……房間很小。孫夫人到辦公室來，我們之中就得有一個人坐在地板上。」^①

　　①西爾維亞·坎貝爾後來在上海同美商《密勒氏評論報》主編約翰·W·鮑威爾結婚。此處及以下引用的她的信件都是她1946年寫給在美國的雙親的，承她在多年以後把這些信件的複印件惠贈。

　　雖然中國福利基金會的工作不斷拓展，會址也幾經遷徙，但它的辦公室多年來總是擠得可憐。後來找房子的困難，宋慶齡在給友人的信中曾經談到：「從蘇州路頤中煙草公司大樓搬出來之後，我們搬進了中央信託局大樓的一間房子，但那個經理老是打電話催我搬家，說他們自己要用。在上海找房子真是傷透腦筋，除非你有金條去換得『優先權』或付『押租』，我們卻什麼也沒有。最後我們總算找到了一間席棚搭蓋的平房，在（原來的）霞飛路一條弄堂裡……這裡的主人是一位來自臺灣的有才能的木刻藝術家，他有志去外國留學深造。我答應他想辦法從某個外國大使館搞一個獎學金，他在出國之前就繼續住在這裡，同我們在一起……至於他什麼時候能走成，那就天知道了，因為現在辦護照很困難。這段時間裡我們已著手修理和粉飾這間棚屋。」^①

　　①1948年7月19日。關於中國福利基金會在上海幾次遷址，據《中國福利會五十年（1938—1988）》一書的記載，1946年6月遷至南蘇州路175號〔按：即信中所說頤中煙草公司大樓〕201室辦公，1947年秋遷至廣東路86號〔按：即信中所說中央信託局大樓〕104室辦公，1948年下半年遷至林森中路（今淮海中路）988A號辦公〔按：即信中所說原霞飛路里弄內棚屋〕，1949年12月遷至陝西北路369號辦公。1950年8月15日，中國福利基金會正式改稱中國福利會，遷至常熟路157號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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