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138)_愛潑斯坦

一三八

　　◎第十七章在戰後的上海：1946—1949年^①

　　§（一）和平或內戰

　　1945年宋慶齡回到上海的時候，她是53歲。自從她和孫中山1915年結婚起，30年已經過去；自從孫中山1925年去世、她獨立進入政壇為實現孫中山遺教而奮鬥也已20年了。

　　①本書作者這些年在美國，沒有在上海同宋慶齡在一起工作。因此，不可能像上兩章那樣對於宋慶齡在抗日戰爭時期在香港和重慶兩地的工作，結合親身經歷來記述，而是儘量依據那些同她直接有關的人士的記述。——本書作者

　　正如過去常遇到的那樣，她居住地的改變同一次歷史性危機的發生又是重合的。

　　中國在抗日戰爭期間，儘管有過嚴重的壓力和緊張的時期，國民黨同共產黨之間的第二次合作由於民族生存的需要和絕大多數人民的要求，沒有完全破裂。在即將來臨的和平建國時期是否能夠保持和發展？或者，是不是又要出現中國人打中國人的不幸局面？

　　大眾對國內和平的希望因為蔣介石和毛澤東簽訂1945年「雙十協定」而大為高漲。但事情很明顯，蔣介石和他的集團正在把國家引向一場新的內戰，他們最大的指望就是美國的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任遠東盟軍統帥的美國麥克阿瑟將軍下令侵華日軍，只能向國民黨繳械投降。中國大片國土是由國民黨放棄給日本侵略者的，後來由中共領導的部隊奪取回來並在那裡奮戰近10年之久。按照麥克阿瑟這道命令，在這些地區（主要在大城市及交通幹線）的大部隊日軍是不是就必須繼續對解放區的部隊作戰，直到久已逃遁的國民黨部隊重新出現，然後向它們繳械投降？

　　咄咄怪事？但正在著著進行的正是這樣一種謀略。美國的艦隻和飛機把遠在大後方的國民黨部隊（其中許多部隊有第一流的美式裝備，本來是為了打日本的）紛紛北運，為內戰進行部署。國民黨部隊開進日軍盤踞的城市和交通線後，不但不令日軍繳械，反而要他們繼續對中共領導的部隊作戰並與國民黨軍相互配合。在甫京，已經「投降」的日本在華佔領軍總司令同村甯次為蔣介石的國防部留用，充當反共作戰的顧問。在地方上，據1946年6月號《紐約客》刊載的美國作者約翰·赫西的報道，他在山西發現武裝的日軍部隊——這已是日本宣佈投降10個月之後——在當地國民黨「土皇帝」閻錫山的軍隊中對共產黨作戰。他的報道中還提到美國和日本軍官一起參加了一個策劃反共作戰的聯席會議，一個參加這一會議的美國軍官告訴他，這樣的事情用不著大驚小怪，因為他們預期不用多久他們就將在一次更大的戰爭——對蘇聯的戰爭中並肩戰鬥。

　　大批為虎作倀的偽軍直截了當地被收編為蔣介石的「國軍」。在抗日戰爭期間，蔣的部下先後有57個將領歸順于日偽政權，他們本來就有這樣一種「腳踩兩隻船」的打算。

　　就這樣，第二次國共合作（1937—1945年）又像第一次（1924—1927年）一樣，為蔣介石在外國的支持下所破壞。1945年10月的「雙十協定」夭折了。共產黨人決心不讓1927年蔣介石的「四·一二」流血政變重演，準備反擊。蔣介石則決心要重蹈歷史覆轍，為此玩弄政治花招、進行軍事鎮壓，無所不用其極。經過4年斷斷續續的談判和十分嚴酷的戰鬥，事情才算有了分曉。

　　國共之間的第一回合軍事衝突發生在1945年末。1946年1月，國民黨眼看無力佔據上風，同意實行新的停戰。這段暴風雨前的寧靜是由兩方面因素促成的：在國內，全國人民反對和厭惡內戰；在國際上，勝利的各盟國之間達成諒解，1945年12月，蘇、美、英三國外長在莫斯科會議上同意不干涉中國內政（它們之中誰也不想為了中國問題而產生對抗）。在占統治地位的國民黨方面，他們把停火不是看作邁向和平的一步，而是贏得時間的計謀，以便在美國幫助下運輸、訓練和擴充軍隊，對共產黨作最後的攤牌。

　　國共雙方簽訂停戰協定是在1946年1月上旬。為了實行這個協定，成立了軍事三人小組（國民黨代表張群，後為張治中，共產黨代表周恩來，美國政府代表馬歇爾），並在北京組成軍事調處執行部，下設執行小組——執行部及小組均由國民黨、共產黨和美國三方人員組成，執行小組分赴各對峙或衝突地區，執行調處工作。

　　即使在前線暫時平靜的時候，國民黨在它統治的後方地區仍加緊鎮壓反內戰運動。1945年12月1日，在雲南省會昆明發生了國民黨軍警特務以暴力鎮壓、四位西南聯大學生慘遭殺害的事件。宋慶齡回到上海之後首先參加的公眾活動之一就是有兩萬人參加的追悼四烈士的大會。

　　後來，她又參加了追悼李公朴、聞一多的大會。李是救國會「七君子」之一（參閱第十四章），聞是著名的開明學者和詩人。這兩位舉國敬仰的愛國人士只因為公開主張中國在戰後應實行和平民主，在1946年7月在昆明先後被國民黨特務頭子戴笠的手下暗殺。對他們的悼念活動成了對國民黨暴行的抗議。

　　像這樣的集會，宋慶齡總是親自出席。與此適成對照，國民黨中央六屆二中全會她就不去參加（她在名義上是中央執行委員）。國民黨對她又一次運用「又拉又打」的手法，在這次全會上把她選入「中常委」。正如在一切關鍵時刻一樣，她不但在口頭上、而且在行動上明白無誤地表明瞭她的立場。

　　她在上海居留的這一時期（1945—1949年），在國內局勢的發展上分成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有六、七個月，為避免或控制內戰的談判繼續著（美國的馬歇爾將軍充當表面上的調停人）；第二階段有三年，內戰猛烈進行著。

　　這場內戰本身又可以分成三個時期。

　　最初，國民黨在美國支持下進行了長達一年的攻勢，控制了全國幾乎所有城市，並在1947年攻佔了延安，從而大事吹噓它在全國已經獲得勝利。

　　但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並沒有被摧毀。相反，它的力量發展起來。在廣大的農村地區，數以百萬計的農民踴躍參軍，以保衛土地改革的果實——通過土改，中國農民幾千年來第一次真正實現了「耕者有其田」。在「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中，解放區擴大和增加了。人民解放軍正規部隊廣泛地、巧妙地開展運動戰，殲滅了國民黨許多大部隊（國民黨軍的士兵絕大多數來自農民，土改只會給他們帶來好處，所以他們看不出有什麼道理要為反對土改的國民黨賣命）。許多國民黨士兵被俘後很快就參加了革命的行列，一些技術兵種的士兵把技術帶給了原本缺乏技術的解放軍。一大批美制武器因俘獲或國民黨部隊投降而轉入解放軍手中。

　　最後，從1947年下半年起，人民軍隊從戰略防禦轉入戰略進攻，然後是總反攻，大城市相繼解放。

　　同上述歷史時期中的兩個階段相應，宋慶齡的保衛中國同盟（現改名為「中國福利基金會」）在上海的工作也可分成前後兩個階段。在前一階段，它還能給解放區送去一些醫療用品及其他救濟物資。在後一階段，這樣做已經變得幾乎完全不可能，它的活動大多只能限於上海，給貧苦人民以援助——不只是作為一種慈善事業，而是帶著一種進步的傾向和動機。在她居滬的最後一段時間，革命已經勝利，又有可能向上海以外的項目輸送供應了。

　　宋慶齡在1945年底回到故鄉上海時，她個人的處境在某些方面較之戰前更加不安定和危險。戰前的上海有外國租界，租界當局雖然也是反動的並且常常同中國的市政府相互勾結，但多少還有一些可以利用的活動餘地。戰後，租界已被取消，上海全歸國民黨統治，過去的一點活動餘地也沒有了。但出現了一個新的有利因素，那就是宋慶齡的聲望無論在國內或在國際上在抗日戰爭期間都已大大提高。

　　至於她在上海的寓所，她發現她所喜愛的在莫裡哀路上的那座房子——她同孫中山曾在這裡生活和工作、後來她又一個人住在這裡繼續奮鬥——已經不能居住了。她告訴友人，這座房子「已被荒廢了八年……又遭到了日本人的劫掠和破壞……連自來水管子也被偷走了。」修理要花很長時間和一大筆錢。她不得不忍痛作出果斷的決定：「……我想還是放棄算了……住了那麼多年。當然，我對它是有感情的……它有許多使我懷念的東西……但老是對一些已經消失的東西抓住不放又有什麼用呢。」^①

　　①宋慶齡自重慶致美國格雷斯·格蘭尼奇，1945年10月13日及23日。關於宋慶齡自渝返滬後的住所，據上海孫中山故居、宋慶齡故居和陵園管理委員會研究室副主任任舜提供的資料，宋於1945年11月乘飛機抵上海，即驅車去靖江路45號寓所下榻（房主原為德國人，作敵產沒收），1947年下半年搬回香山路7號（原莫裡哀路29號）舊居，至1948年5月間又遷至林森中路1804號（原房主因漢奸罪其房產被判沒收，經蔣介石下令撥給孫夫人居住，香山路舊居改作中山紀念館）。

　　在上海沒有住所是她遲遲沒有從重慶回來的原因之一。直到抗戰勝利幾個月之後，國民黨當局才撥給她一所小房子，在前法租界思利和路45號（當時更名「靖江路」），本來是德國人的，作為敵產沒收。1948年冬，遷到前法租界霞飛路一座花園洋房裡居住（當時為林森中路1804號，今淮海中路1843號）。以後，她在上海時就住在這裡，直到晚年。她去世後，這裡辟為「宋慶齡故居（上海）」。她和孫中山原來居住的莫裡哀路29號（今香山路7號）住宅，新中國成立後已照原樣修復，作為「孫中山故居（上海）」，供世人瞻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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