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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利用戰時首都的有利條件

  宋慶齡一旦在重慶開始工作,就逐步地利用這個戰時首都的一些有利條件,以抵消在香港時所沒有的某些限制和障礙。其中之一就是能夠直接接觸周恩來及其他來自延安的領導人,包括東京時期的老朋友林伯渠(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和董必武(同國民黨聯繫的中共主要代表之一)。他們使她瞭解解放區的政治和經濟形勢,以及為保持抗日統一戰線而進行的鬥爭中錯綜複雜的黨派關係。

  關於解放區的醫療狀況和需要,保盟通過周恩來的辦公處,現在能相當經常地收到保盟駐延安通訊員馬海德醫生的報告。馬海德是在宋慶齡的幫助下,於1936年同斯諾一同到紅軍部隊中去的。

  重慶又是從日本佔領的北平、天津和其他城市逃出來的西方人必到之地。他們的行程部要先經過大片的敵後抗日根據地到達延安,然後再到重慶,最後返回本國。他們長途跋涉,有時步行、有時騎馬,經過的地方名義上是日本佔領區、實際上已由八路軍收復,他們的親身經歷極有說服力,特別在國民黨對中共實行嚴密的新聞封鎖的情況下更有價值。他們往往要走好幾個月、路程長達幾千公里,這件事情本身就是可以說明抗戰的範圍和效果的無可辯駁的證明。而且這些人過去從來沒有左傾的思想,所以沒有人能說他們是「赤色宣傳員」。曾向宋慶齡和保盟談過經歷和見聞的有美國花旗銀行北平分行的前經理蓋伊·馬泰爾·赫爾,兩位法國人喬治·尤爾曼和勒內·唐永(他們立志追隨戴高樂將軍)和一位荷蘭電氣工程師卡爾·布隆基斯。

  ①有時是有人自己不敢多說。如燕京大學物理學教授威廉·班德和他的妻子克萊爾(他們是英國人並打算到重慶的中英科學合作委員會工作)就曾被英使館告知,不要對人談起在解放區的見聞、回避中共在重慶的代表(這些代表受到監視),甚至拒絕接受宋慶齡的邀請(「她也受到差不多同樣的限制」)。直到戰後,他們在所寫的《同中共相處兩年》(英文)一書中才公開他們的經歷。

  印度國大党援華醫療隊是差不多五年前宋慶齡從廣州送走的。隊員巴蘇醫生在遊擊區和延安服務多年後回國,途經重慶。他在戰地不只是一個抱著同情態度的觀察者,而且是一個參與者。宋慶齡見到他時詳細地詢問了醫療保健情況以及這些地區在軍事上和經濟上是如何應付環境的。這位年輕醫生還寫道,她以私人交往的方式表達了她對印度的同情:「像一位真正的母親,她專門準備了魚給我吃,說孟加拉人是愛吃魚的,而我大概已經好多年沒有嘗到魚的滋味了。」

  ①巴蘇日記集《延安的召喚——印度援華醫療隊記事,1938—1943年》(英文),第329頁。

  這個醫療隊的另一位成員柯棣華大夫在繼白求恩大夫任國際和平醫院院長期間積勞病逝。宋慶齡在給柯棣華在印度的家屬寫信時表示了深切的悼念,並像常做的那樣,把愛國主義同國際主義及進步事業聯繫起來:「白求恩大夫是一個加拿大人,受本國和美國的反法西斯組織派遣,先到西班牙、後到中國,為那些在這場全人類現均已捲入的偉大鬥爭中最早倒下的人救死扶傷。

  「柯棣華大夫來自印度,受印度人民的派遣,為同一個進步事業服務。……

  「當時,這一事業還不是普遍受歡迎的——正如現在,它仍然不是到處都受歡迎的。為之而戰的人們受到誣衊、為人叛賣並得不到戰鬥所需的手段。

  「如同白求恩大夫一樣,柯棣華大夫的名字將被永志不忘。那些在經受偉大考驗中得到他的醫療服務和印度人民一致支持的人……(以及)我們這些把每一個爭取自由的戰鬥都看作自己的戰鬥、屬￿各個國家的人,將永遠懷念他……」

  「未來將給予他甚至比現在還要崇高的榮譽……因為他是為未來而鬥爭的。我們自己深感驕傲,因為像他這樣的人從全世界各地都來幫助我們戰鬥——承認我們的戰鬥就是所有人的戰鬥。」

  ①引自盛賢功等編著《一位印度的自由戰士》(英文),第185—187頁。宋慶齡的唁函日期為1943年2月7日,柯棣華病逝在1942年12月9日,因遊擊區交通不便,所以重慶得到消息較遲。

  她對印度為擺脫殖民主義而進行的鬥爭一貫給以支持。戰爭中期,蔣介石曾訪問新德裡。當時她給一位友人的私信中說,「委員長一行仍在印度,他此行的真正原因猜測很多。不管什麼原因,我敢肯定,我們能夠指望尼赫魯和他的党領導印度人民,為爭取自由進行英勇鬥爭。」

  ①宋慶齡自重慶致紐約格雷斯·格蘭尼奇,1942年2月22日。

  把保盟的醫療物資運送到解放區去,要通過國民黨的封鎖線。這件事在重慶有漏洞可以利用,(雖然開始時只是一個「小小的」漏洞),這在香港的後期是沒有條件的。周恩來和其他中共高級談判代表在國統區享受著某種類似于外交官的地位,他們往返延安重慶之間可免受檢查。因此,他們每次總能帶一些體積不大、但很重要的東西如外科縫合用針、牙鑽鑽頭等,在口袋或公文包裡就能帶上相當數量。有一次(唯一的一次,在1943年6月),國民黨被迫放行了一批供應給國際和平醫院的物資。在同年9月印行的保盟年度工作總報告中曾提及此事:「儘管總重量不超過一噸,這批物資確實包括了寶貴的外科手術器械和相當多的磺胺藥品,這些都是通過美國紅十字會和私人捐贈者的熱誠合作而得到的……這批物資是在八路軍談判代表的護送下運輸的,所以才得到許可……但這一行動不能被認為是封鎖的永久撤銷,這樣的封鎖已持續了三年,使醫藥供應到不了遊擊隊手中。」

  ①保盟工作報告《在遊擊戰中的中國》(1943)(英文)。

  在那些年代裡,一噸物資對於這支作戰最積極的中國軍隊來說,是太微不足道了。這支軍隊有成千上萬的戰士、在敵後作戰的區域內有數以百萬計的人民!但有這一點總比完全沒有好,而且以後還有——雖然為數總是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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