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124)_愛潑斯坦

一二四

　　§（二）恢復保衛中國同盟

　　在這段時間裡，1942年8月，她在重慶恢復了保衛中國同盟，開始時只有兩個人幫助她工作。一個是廖夢醒，香港時期的親密同事之一。日本佔領香港後，她和母親何香凝、葉挺夫人由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援救脫險，進入內地。經周恩來指派，她現在又在重慶幫助宋慶齡工作。另一位是王安娜，王炳南的德籍妻子（王炳南是周恩來在這戰時首都進行外事工作的得力助手）。

　　保盟在香港的一些工作人員後來慢慢地都來到了——有人經歷了極大艱險。如邱茉莉和本書作者是從一個外僑集中營中逃出來的（兩人後來結為夫婦），但有人卻不那麼幸運，如名譽秘書海彌達·沙爾文一克拉克夫人就一直被囚禁在那裡。傑姆斯·貝特蘭參加了香港的保衛戰，被關進了在日本的戰俘營。名譽司庫諾曼·弗朗士在參加香港城防志願隊作戰時犧牲了。保盟在香港時期的主要支柱之一的廖承志，曾組織力量使數以百計的進步愛國人士從日本佔領下脫險，但他自己在進入國民黨統治區後卻被逮捕，關在以殘酷著稱的國民黨上饒集中營，直到抗戰勝利後始獲釋。保盟其他成員和同事，包括金仲華、柳無垢和許乃波等先後進入國統區或解放區，但不久都到了重慶。奧地利的魏璐詩過去在上海時認識宋慶齡，也幫助過她工作，這時到內地來教書和工作，成了保盟的一個新成員。此外還有約翰·伯特·福斯特（關於他下面還要提到）。^①

　　①《在遊擊戰中的中國》（1943年在美國印行的保盟工作總報告）所列在重慶常駐的委員會名單如次（以姓氏英文字母為序）：瓊·斯塔厄福思·貝克爾，蘇西·陳（陳翰笙夫人顧淑型），伊斯雷爾·愛潑斯坦（本書作者），邱茉莉（本書作者妻子，已故），約翰·福斯特，許乃波，廖夢醒，王安娜。（瓊·貝克爾是曾在西班牙「國際旅」服務的德國醫生羅爾夫·貝克爾的英籍妻子。）

　　經過宋慶齡堅定不移的努力，並得到中共和八路軍駐渝代表周恩來的積極支持，保盟不但恢復了，並在新的條件下得到了發展。

　　重慶的環境比香港困難多了。國民黨的種種限制使保盟不能有一個正規的辦公場所，也沒有地方來承印它的出版物，只能在宋慶齡寓所的起居室裡開會和工作。對捐贈者的報告只能一遍一遍地用打字機打出若干份來，或者把稿於設法送到國外去，請友好團體代印。有一個題為《在遊擊戰中的中國》的年度工作總報告就是1943年由紐約的援華委員會印行的。宋慶齡為這個報告寫了一個引言《給中國在海外的朋友們的公開信》^①，分析世界和中國的形勢並再次闡述保盟的任務。

　　①《為新中國奮鬥》，第138—141頁。

　　關於世界形勢的變化，她寫道：「這是我第三次向你們講話了。……第一次講話是五年前。……當時我請求你們幫助中國，因為中國是『世界各國人民反法西斯侵略和反對黑暗的偉大鬥爭發展為公開戰爭的戰場之一。』我說過那是『由於中國人民象西班牙人民一樣，拒絕投降，因此連慕尼黑協定也沒有能夠使法西斯的浪潮淹沒世界。』

　　「那時你們和我都不能預料到，由於許多國家目光短淺到令人難信的地步，光榮地戰鬥著的、堅守著那些國家的門戶的西班牙人民竟會遭到失敗。……沒能預見，反軸心國家直到極遲的時候（但還不太遲）才聯合起來，付出了數百萬生命的代價，最後才扭轉了大局。」

　　至於中國內部的情況，她寫道：「在抗日前線的中國軍隊和人民的武裝部隊仍然擔當著遠東反法西斯戰爭的前衛，中國人民的武裝部隊進行鬥爭、實行民主，把許多孤立的遊擊據點擴大為敵後強大的抗日根據地。……

　　「我們的優秀戰士……雖然作戰時間較久，但他們並不借此就要求絲毫減少作為一個同盟國家應負的責任。……對於國內有些人們，認為現在可以讓別人去爭取勝利的意見，他們也給了極其嚴厲的駁斥。……」

　　保衛中國同盟徵集援助主要是為了這些人民的軍隊：「……他們雖然牽制了並且仍在牽制著日本在中國的幾乎一半兵力，但是他們已經有三年沒有得到過任何武器和金錢的援助，以及與我們的工作特別有關的醫藥援助。……國內政治的封鎖使他們沒有醫生、外科器械和藥品；甚至由國外友人送來的，他們也得不到。我們並不要求給他們優先待遇，而是要求平等待遇，要求取消封鎖，並籲請大家不要對封鎖默許。這種封鎖在中國劃出了一條無形的界線，一邊是每一個抗日受傷的戰士都可以有資格受到治療，一邊卻不然。

　　「……當世界還沒有完全加入這偉大鬥爭的時候，保衛中國同盟反對『中立』的救濟觀念，主張首先把援助送給反侵略的戰士們，因為如果不是他們用鬥爭來擋住了侵略者的路，那末，侵略者獲得勝利之後就會造成那樣深重的苦難，即使全世界的救濟力量也無濟於事了。……

　　「中國沒有團結，整個反法西斯陣營沒有團結，就不能獲得勝利。沒有民主，就不能有團結。沒有人民的積極性，就不能有民主，而這種積極性是建築在對於大家所面臨的問題的瞭解這一基礎之上的。

　　「中國救濟事業，作為積極的、民主的活動，就是要按照平等和按比例分配的原則對所有抗日的人予以援助。每一塊募集到的錢、每一個為這個目的而發出的呼聲，都不僅是減除痛苦，而且是打擊那些製造這種痛苦的東西。這些東西如果我們不予摧毀，它們就必然要帶來新的災難。這是最真實的人道主義。」

　　像過去一樣，宋慶齡以她個人的獨特地位和交往方式，努力在保盟內部及其周圍、在中國內部及國外，建立統一戰線。在香港的時候，特別是在她弟弟宋子文因皖南事變而退出保盟之後，她就開始邀請一些有影響的人士擔任保盟的新的支持者。到1943年，保盟的支持者有：

　　在中國國內：孫科、何香凝、馮玉祥（以上三人同宋慶齡本人都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茅盾（自魯迅去世後公認為中國首位現代作家，保盟的新的贊助人）。

　　在印度：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印度國民大會黨領袖，未來的印度總理，多年來一直同宋慶齡通信）。

　　在德國：托瑪斯·曼（國際知名的小說家，自希特勒上臺後住在美國）。

　　在美國：贊助的人為數很多，來自不同的社會階層。除老一些的朋友如記者兼作家埃德加·斯諾和文森特·希恩、著名歌唱家及黑人領袖保羅·羅伯遜外，又陸續添了一些新人，如以寫作有關中國的小說著名的賽珍珠、劇作家克萊爾·布思（她的丈夫是中國出生的美國報業鉅子、《時代》、《生活》雜誌主編兼發行人亨利·盧斯，他們後來支持蔣介石在抗戰勝利後進行反共內戰，但當時還是贊成中國各黨派團結抗日的。）

　　專門支持宋慶齡的工作的美國團體「援華委員會」和「INDUSCO」（美國援華工業合作促進委員會）分別由美國總統羅斯福的母親安娜·羅斯福和夫人埃莉諾·羅斯福擔任。

　　這樣大的陣勢使國民黨對保盟實行鎮壓或者即使是公開指為「赤化」都很為難，但也並不放過它，威嚇和騷擾不斷。在重慶時同宋慶齡在一起工作的人所處的環境，用當時在場的美國觀察者的話說^①，是「秘密警察監視著她的房子」，而她自己「實際上成了國民黨特務和武裝警衛的俘虜」。

　　①格雷厄姆·佩克著《兩種時候》（英文），603—604頁。謝偉思著《在中國失去的機會——謝偉思戰時報告集》（英文），第107—111頁。

　　儘管如此，她在重慶仍然建立起廣泛的友好關係，以減少一些困難。其中之一是當時重慶市長賀耀祖將軍的年輕夫人、直爽而傾向進步的倪斐君。她對宋慶齡的救濟工作非常熱心，以後在新中國是紅十字會領導成員，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幸被折磨而死。

　　在外國友人中有一位很起作用的是年輕的美國人約翰·伯特·福斯特，一位來自明尼蘇達州的教士。1938年，他在武漢一所教會大學教書，遇到了周恩來和史沫特萊。後來他去訪問過山西省內的八路軍前線指揮部，遇到了朱德總司令。他們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他在美國政府的戰時新聞局（美國新聞處的前身）重慶辦事處任職，這個身份使國民黨特務不敢找他的麻煩，而且他的身材魁梧結實，更不敢碰他。所以，沒有人比他更適於擔當陪伴廖夢醒去銀行提取國外匯給保盟的捐款的任務。個子矮小的廖夢醒取到現款之後，就在福斯特的保護之下，送到停在附近的一部汽車上去，車裡有周恩來派來的八路軍辦事處工作人員在等候。辦事處把這些捐款分送給國際和平醫院及保盟在延安和各解放區的其他有關事業單位。這些單位及時將收據寄送給保盟。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