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118)_愛潑斯坦

一一八

　　這可以作為當時流行的愛國口號「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體現——廖老太太「有力」而她所「捕捉」的對象「有錢」。但實際上他們所以覺得難以拒絕是因為宋慶齡在場。

　　本地富裕人家的太太和家在香港的國民黨要員的夫人們都自願為保盟義務工作——多半是因為能同孫夫人一起工作是件光彩的事。她們捐贈或幫助徵集許多古董字畫，由保盟委託美國和法國的友好團體拍賣，得款資助保盟的救濟項目。不幸的是，美國不同意給這批東西免除進口稅，雖經羅斯福總統夫人接到宋慶齡等呼籲後親自出面說項，也未奏效。法國雖准許免稅，但它自己不久也打仗了，這批東西沒有賣掉，存放在中國駐法大使館裡，後經顧維鈞大使夫人的努力，才又返回香港。

　　香港中國首富何東爵士的女兒伊娃醫生（何嫻姿），在保盟做基層工作，非常勤苦。國民黨右派要人胡漢民的女兒胡木蘭幫助碼放和分發供應品，勞動也十分辛苦。在這樣的勞作中，宋慶齡自己總是帶頭。看到高個子、臉色白皙的胡木蘭同小個子、黑皮膚的廖夢醒和宋慶齡在一起幹活，真是有意思，因為胡漢民和廖仲愷（她們兩位的父親）曾經是水火不相容的政敵。為了抗戰中的民族而實現這樣廣泛的團結，全由於宋慶齡創造了必要的氣氛。

　　堅定的原則性並沒有使保盟陷於孤立。這一點在宋子文退盟造成的危機中可以看出來。她很快就籌建了一個由中外贊助人組成的新機構。中國方面有孫科、馮玉祥將軍；國際方面有印度的尼赫魯、愛德華醫生（國民大會黨援華醫療隊前隊長），美國的保羅·羅伯遜（偉大的黑人藝術家和自由戰士）和賽珍珠（中國出生的女小說家）、甚至還有克萊爾·布思——《時代》雜誌大老闆亨利·盧斯的夫人（想到後來他們所持極端的「冷戰」立場，她的參加似乎不可思議），德國的托瑪斯·曼（著名作家、這時因受希特勒迫害流亡）。

　　在這個「遠東慕尼黑」看來臨近難以捉摸的時期，宋慶齡拒絕了來自外國官方人士的、要她搬進蔣介石在港的一處房子的提議。認為這是無原則的。向她提議的是英國駐華大使克拉克一寇爾爵士，她同寇爾大使私交甚篤，也許正因為這一點，才要大使出來對她施加壓力。她不客氣地加以拒絕有可能使保盟在英屬地香港的處境困難。但在這件事情之後，她和保盟沒有縮手縮腳，而是繼續利用每一個有著共同利益的領域，避免同港英當局的關係出現不必要的緊張。隨著英日矛盾的尖銳化——這是不可避免的——雙方的關係又趨改善。

　　儘管同香港高層進行合作，有了分歧還是需要指出。不過，宋慶齡不是用直接辯駁的辦法，而是在自己發表公開談話時有針對性地闡明觀點。1941年中，英國已與德國交戰但尚未與日本開仗，香港總督羅富國——他對保盟一般說來是友好的——為贊助保盟的一次募捐活動，說了這樣一段話：「遭受自然和人為的侵害的不幸的受難者，以及這些無助的人的要求，是值得大家支持的，這就是這次活動的目的。」

　　在同一個場合，宋慶齡在她的講話中有意識地用了另一種調子——她不是把中國人民說成僅僅是「受難者」（當然更不是「無助的人」）而是戰士，援助這些戰士是對共同敵人法西斯主義的打擊：「這個月在英國，中國運動委員會不顧敵人轟炸的威脅，卻在為爭取中國的醫藥救濟經費而展開一個巨大的……運動……這個星期在菲律賓，也正在舉行一個類似的、紀念中國抗戰四周年的運動。這個運動的目的正如我們在香港的一樣，用募集經費來幫助中國的難民進行生產自救……來幫助中國的鬥爭。」^①

　　①許乃波致本書作者，1987年11月8日。他是一位工程師，為保盟委員會吸收為委員，任技術顧問。

　　在擴大保盟基礎的工作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宋慶齡善於交私人的朋友，並用她的關心和溫暖使友誼長久保持下去。在美國志願為保盟募款的熱心人士中有一位安妮·馬爾·斯利普，宋慶齡和她是從她們都還是女學生時起就相識的。她從沒有因為遺忘、怠慢而失掉過一個朋友。同她通過信的人都可以證明，她不管怎麼忙總是當天回信，最晚也不過晚兩三天。

　　她從不要求或期望朋友或相識的人很快同意或接受她的觀點，而是去順應他們自己的思想發展過程；對於那些較為遲緩或不願改變看法的人，她也不會看不起他們。有人一變而敵視她所堅持的一切原則、也有人試圖為自私或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利用她所慷慨給予的友誼——她只同這樣的人斷絕交往。她對林語堂博士就是這樣。在30年代，林曾是她領導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同事；40年代他成了美國暢銷書的作者——後來又成了一個說話刺耳的發言人。他從美回國時大事宣傳，說他要同「吾土與吾民」（這是他那本最出名的著作的書名）在一起，直到戰爭結束。正是為了這一點，宋慶齡在他途經香港前來訪謁時接見了他。談話開始時還很熱烈，她向他介紹了保盟的工作。這位現已名利雙收的人物對保盟沒有表示任何鼓勵，更不用說支援了。相反，他倒提出要請保盟幫他的忙，把他那部從美國帶來的嶄新的小汽車放在保盟的醫藥供應車隊裡運往重慶，這樣可以免付關稅。

　　宋慶齡馬上問道，「我們可以把醫療設備裝在你的車裡嗎？」

　　林回答說，最好不裝，因為怕弄壞車裡的坐墊等等。說話時臉色都變了。

　　談話到此就談不下去了，即使林語堂以他的禮儀和機智也沒能挽回。一會兒他就起身告辭，宋慶齡望著他離去的背影，看了令人難忘的、充滿嘲諷的一眼。

　　但對保盟的所有工作人員，不論職位高低，她總是那樣熱心和民主，使大家感到同她是平等的、感到很自在。保盟每週開一次例會，開會的地點在香港西摩道21號保盟總部十分擁擠的辦公室裡，桌上堆滿各種文件材料，地板上還常常堆著小山似的供應品，準備分類處理。但會議的氣氛非常親切、隨便。保盟的工作人員來自不同的國家和階層，年齡也不同（1938年時本書作者才23歲，是最年輕的）。宋慶齡主持會議，但從不一個人滔滔不絕地說，而是讓所有在場的人（不管是委員會成員、還是職工）都發表意見。會快結束時，她說說自己的看法，但也不是最後做結論的架勢。誰有話還是可以說，即使說的同她相反或有什麼新點子，她從不表示不高興。誰都想不起什麼時候聽到過她提高嗓門說話。她的話總是很清晰、務實，常常提出一些具體工作以及工作日程，而不是只說點意見或判斷。

　　如果說她在保盟活動中作為嘉賓接待的都是一些顯要人物，那末到保盟總部來並受到歡迎的則都是普通人。中國工會工作者來送個人或集體的捐款。還有外國工會工作者——美國或其他國家船上的海員每次送來的捐款少則幾十美元、多則一兩百美元，都是在來香港的航班上向工友們募集、或在出發港口的工會會所裡募集的。有一位名叫約翰·科米爾的美國海貝，每次他的船到香港，總要送捐款來。這樣的客人總要坐下來聊一會兒。他們聽到敵後遊擊隊鬥爭的事蹟，都很有興趣，臨走總要熱心地帶一些《保盟通訊》和其他文字材料去，分送給船上同事和朋友們看。

　　宋慶齡對勞動人民的感情不是理論、也不是辭藻。這種感情是直覺的、強烈的，是在實踐中不斷與群眾接觸而產生的（特別是在1925—1927年大革命時期的省港大罷工和農民運動中）。

　　本書作者就有一段難忘的經歷——一件在香港發生的小事。她要本書作者陪她在九龍碼頭上迎接從美國回來的朋友。本書作者遲到了——這是老毛病——發現她一個人站在那裡，四周是碼頭工人們在忙著搬運和安裝纜繩、滑輪等等碇泊和卸貨的設備，就趕緊向她道歉：「真對不起，讓您一個人在這兒等。」她好像沒有注意到道歉的話——她本來是最不喜歡任何人遲到的——因為她回答道，「那麼多工人在我身邊，我不覺得是一個人。」雖然她出身于富裕家庭，身份地位又是那樣與眾不同，她的心在哪裡是再清楚不過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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