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104)_愛潑斯坦

一〇四

　　§（二）不顧日機轟炸危險，數訪廣州

　　宋慶齡雖以香港為基地，但並不總是住在那裡。在1938年10月廣州淪陷之前，她曾數度訪問這個城市。廣州同中國革命的歷史、同她過去的經歷，有著十分親密的聯繫，現在正受著戰爭的威脅和破壞。她的訪問是為了鼓舞抗戰意志和加強統一戰線。有一次（1938年8月份）則是專門為了去會見鄧穎超，鄧為中共領導人之一，是到廣州來幫助組織婦女參加抗日的。自從1925—1927年大革命後，宋一直沒有見到過鄧。

　　每次去廣州，宋慶齡總是受到省政府的官方式歡迎和人民的熱烈歡迎。在醫院裡，她慰問在空襲中的傷員（在一個醫院裡，她親自撫抱了剛從被炸死的一個婦女腹中安全取出的嬰兒，十分悲憤）。她到覆蓋著藍色琉璃瓦的中山紀念堂去察看敵機轟炸造成的損壞。她去憑弔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這座墓園的建築是海外華僑捐資的，因為這些烈士中多數是華僑，所以這對他們有著特殊的意義（許多石板上都刻著美國、加拿大、英國、東南亞、拉丁美洲各地華僑社團的名字）。

　　她再度訪問了中山大學、黃埔港（1924年黃埔軍校開學典禮上她站在孫中山的身邊）、沙面慘案紀念碑（1925年英、法水兵在此用機關槍掃射中國學生及其他示威群眾）。來到這些熟悉的地方一定勾起她許多回憶。想到那些被反動勢力和內戰所糟蹋掉的年月，她會多麼氣憤和悲愁！眼見日本人現在對這座革命的、重要的南方城市狂轟濫炸所造成的破壞，她又是如何義憤填膺！

　　正是在廣州，在1938年9月18日即日本侵佔中國東北7周年紀念日，本書作者第一次遇到和認識宋慶齡。到那時為止，廣州所受到的日機空襲中所扔下的炸彈，其總重量是任何一座後方城市所從未經受過的（包括西班牙共和國的城市在內戰中受到的轟炸）。但廣州市民不怕日機的轟炸，在那一天晚上舉行了十萬人火炬遊行示威，宋慶齡就在這個行列中同群眾一道步行前進。

　　遊行群眾的無畏氣概可以從這樣一個事實衡量出來：當時的防空手段只能等敵機飛過海岸線才能發現，而從海岸線到廣州市區上空不過是幾分鐘的事情，所以根本不可能及時發出空襲警報。他們的無私精神也是值得懷念的。他們不要求中國空軍派更多飛機來保衛他們的城市（日本人的宣傳嘲笑廣州沒有空防），相反，有些遊行群眾舉著標語牌，要求中國空軍集中力量保衛臨時首都武漢。

　　在那些日子裡，宋慶齡邀請本書作者和另外一些人參加保衛中國同盟廣州分部的工作，從而開始了本書作者同這個組織及其後繼者中國福利基金會和中國福利會延續了半個多世紀的關係。^①

　　①「保衛中國同盟及其後繼者」中還包括由中國福利會出版的《中國建設》雜誌（1990年改名《今日中國》，為多文種月刊）。宋慶齡在1951—1952年間創辦了這本雜誌，從那時起直到1988年，本書作者一直在該刊擔任各種編輯職務，現在還是該刊名譽總編輯。

　　在廣州，同在其他地方一樣，她專門對婦女講了話。在她的號召下，城裡許多婦女辛勤工作，縫製棉被和軍服，並且打破舊的地方觀念，把這些被服送給遠在北方作戰的戰士。她要求每個婦女製作或捐贈一條被子或一套軍服。她從自己有限的一點積蓄中捐出了夠買幾十套被服的款項。

　　在更廣泛的問題上，她也專門向全國的婦女講了話。她指出，她們首先是國家的公民，同時強調婦女在民族解放和婦女解放中的巨大潛力，而婦女解放的前提則是民族解放。

　　武漢和廣州所面臨的日趨嚴重的形勢是她在10月10日（辛亥革命紀念日）發表的《雙十節告全國婦女界》^①一文的主題。她說，如果我們能夠集中力量，發揮工作效能到最高點，就可以「將全面的遊擊戰、運動戰配合起來，守住民國誕生地的武漢……而且一定也能保衛……革命策源地的華南，爭取更堅強的世界同情援助，推進國際和平勢力的結合，打擊整個的侵略陣線」。

　　①原載武漢《新華日報》，1938年10月11日。轉引自《宋慶齡年譜》，第115頁。

　　她又說，「不必要的磨擦猜忌仍是團結……的主要障礙……三民主義與《抗戰建國綱領》仍遭著人們的曲解或怠工……抗戰的言論出版結社自由仍多方受著束縛……仍有一部分人士昧于情勢，敵友不分……」，「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口號「仍沒有充分做到」，「前線雖然在浴血苦戰，後方仍到處看見苟且偷安的現象。」

　　她最後說，「占全國人口半數的二萬萬婦女，對於進一步鞏固國內的團結，是有著一半的決定作用的。」「婦女們應當加倍努力，團結在一起，以獲得民族國家的獨立自由，因而獲得自己的解放。」

　　也是在滿目瘡痍的廣州，她在一次海外華僑代表會議上號召各地華僑不但要支持祖國的團結抗戰，而且還要克服他們內部的門戶之見。她促請他們保持革命傳統，並希望他們牢記這樣一個冷酷的真理——只要中國本國仍受外國列強的欺淩，他們在海外就會繼續受到歧視。在遍佈全球各地的華人中，她的聲音都在迴響。海外華人除了尊敬這位他們所愛戴的孫中山的助手和遺孀，還傳頌著她——和孫中山一樣——在財務問題上的絕對正直。不論政治傾向如何，他們一致相信，他們為支援戰火中的祖國而捐獻的款項，只要是交付給孫夫人的，那就絕不會有一分錢被侵吞或浪費。

　　她9月間在廣州還會見了印度國民大會黨援華醫療隊。中印兩國人民在古代曾因共同的佛教信仰而建立聯繫，其後中斷了數百年，直到近代才因共同的奮鬥目標而恢復來往，這支醫療隊可以說是在這方面的先鋒隊。印度醫生們最後到達了北方的解放區（他們對孫夫人在廣州參加英勇的火炬遊行的情景一直記憶猶新^①）。稍早一些時候，她在廣州接待了世界學生聯盟派出的一個援華代表團^②，這個代表團後來到了武漢，接著北上延安。

　　①見D·K·巴蘇醫生著《延安的召喚——印度援華醫療隊記事，1938—1943年》（英文），第34頁。這本書主要是巴蘇醫生的日記，關於遊行一事的記載是在1938年9月18日。

　　②這個代表團成員有英國的詹姆斯·克盧格曼和伯納德·弗拉德、美國的莫利·亞德、加拿大的格蘭特·萊思。莫利·亞德曾在80年代後期重訪中國，在本書寫作時她是美國「全國婦女組織」領導人。

　　雖然廣州人民的士氣高昂，當日軍在附近沿海登陸後，當地那些只會說漂亮話的國民黨軍政官員不戰而退。只隔了幾天，廣州就在10月21日滄于敵手（居民多數疏散去外地，他們不向敵人屈服、不同敵人合作）。接著，在10月25—27日，中國臨時首都武漢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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