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103)_愛潑斯坦

一〇三

　　◎第十五章抗戰歲月（上）：香港，1937.12—1941年

　　§（一）從上海到香港

　　日本攻佔上海後，宋慶齡轉移到一個新的地點——香港去繼續她的工作。在轉移出去之前，她又得過一關，因為她的寓所雖在法租界（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歸外國人管轄，在法理上是中立地帶），但現在除在附近經常出沒的密探外，又多了一些前來監視的日本特務。為了麻痹這些傢伙，在動身的那一天——1937年12月23日——她在家中安排了一種使人不可能產生任何疑竇的安詳景象。兩位外國女友到家裡來喝茶，一會兒新西蘭友人路易·艾黎也來了。她和貼身女傭李姐從後門登上艾黎雇來的出租汽車，然後開往公共租界的外灘碼頭，登上一艘掛外國旗的沿海客輪。她用頭巾捂住半個臉龐（那天天氣很冷），一隻手挽住艾黎的結實的臂膀，顯得十分輕鬆自如地一同走上跳板，沒有人來得及阻止和盤問。^①

　　①《艾黎自傳》第80—8貢頁記載了這一場景。在他為紀念宋慶齡逝世而寫的《一朵永不凋謝的花——回憶宋慶齡二、三事》一文中也提到，此文收入《宋慶齡紀念集》，第251—253頁。

　　她選擇香港作為目的地是根據中共駐上海代表潘漢年轉達的中共中央的意見。在同一條船上的還有中共聯絡員李雲，一位年輕婦女。她們是分開買票的，上船以後直到確認安全有了保障才開始接觸。她們抵達香港正好是聖誕節。有四年時間，這裡將是宋慶齡開展持久的、多方面的活動的基地。

　　為什麼選擇香港而不是武漢（中國政府從南京撤退到這裡，以後又西撤到重慶）？這是因為香港密邇華南戰區，便於訪問和來往，但又可不受國民黨的干涉或檢查。從這個還在英國人手裡的開放港口，不論在政治上或在交通上，她還能更方便地接觸到海外支持中國民族解放和進步的人士——他們中間有外國人，也有分佈世界各地的千萬華僑，而在外國人和華僑中宋慶齡都有很高聲望。他們可以通過香港把他們捐贈的款項和實物，經由他們所信賴的宋慶齡的手分配出去。

　　因此，除了短期去內地旅行外，她一直住在香港，直到1941年底日本人佔領為止。在到達香港的最初幾個月裡，她就建立了「保衛中國同盟」（以下簡稱「保盟」）。保盟的主要任務是向中國戰地提供救濟和援助，特別是中共在敵後不斷開闢的遊擊區——對遊擊戰，中國共產黨人是久所擅長的——這些遊擊區是第一批從日本佔領軍手中收復的成片中國領土。但是，中共領導的部隊儘管屬統一戰線並已合法化，卻得不到中國政府的軍需給養，甚至連醫藥供應也沒有。

　　這些區域還受到了新聞封鎖，所以保盟除救濟工作外，還為它們進行宣傳。

　　保盟在組成上具有廣泛性和國際性（成員有中國人，也有外國人人為宋慶齡進行十分重要的更為廣泛的活動提供了基礎。下面將首先介紹這些活動，然後再敘述保衛中國同盟，因為它有本身的獨特歷史。

　　在國內事務方面，她的工作是保持、加強和推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及其核心——國共兩黨的重新合作，這在抗戰期間曾經幾起幾落。在國際上，她幫助建立和加強反法西斯陣線。

　　為了在戰火紛飛的中國實現內部團結並擴大進步影響，她始終不懈地努力。在到香港的最初一兩年中，她工作的中心是加強當時正在出現的積極的、建設性的發展趨勢。特別是她對國民黨於1938年春在武漢召開臨時代表大會所通過的、統一戰線導向的《抗戰建國綱領》，表示堅決支持。她在4月間同何香凝聯名發表致國民黨領導的公開信，認為這個綱領須付諸實施，而不應只停留在紙面上。她們都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並且始終如一地主張國共合作（雖然幾乎長期處於孤立狀態）。她們沒有實權，但受到公眾尊敬。在這封信中，她們就國民黨對國家和人民的責任，提出七點建議：「一、重振黨紀，嚴厲制裁一切偷生怕死、貪污舞弊、欺民枉法之負責黨員……；二、尊重民意，實現民權，徹底取消一切有形或無形壓制民意、妨礙民權之法令；三、……停止任何方式之黨派鬥爭，務使全國人民一致精誠團結；四、時刻不忘當前民族國家之恥辱，勝困不驕，敗亦不餒，貫徹抗戰建國之目的，切勿中途易轍。凡稍得勝利，即妄冀和平、實為屈辱之主張，尤應堅決反對，勿使我民族國家，重蹈萬劫不復之地；五、嚴防敵寇陰謀，勿中其一切挑撥利誘之伎倆，務使其不戰亦能滅亡中國之毒計無從實現；六、嚴厲執行褫奪從事傀儡漢奸者之公民權，沒收其全部財產，如身為黨政負責人員，尤應加以嚴峻之刑律……；七、勿忘全國同胞在被占區域及作戰區域……種種慘痛……黨政當局貴能犧牲少數人之安榮利祿，而以解除全國人民生活苦痛為前提……救濟難民、撫慰流亡、優恤陣亡將士家屬及死難同胞、取消與禁止一切苛捐雜稅及高利貸，斟酌情形豁免賦稅，或減低租稅等等，當努力實行，務使全國同胞樂於追隨吾黨，抗戰到底。」^①

　　①公開信1938年4月14日在香港發表，4月17日漢口《新華日報》（中共的報紙）轉載。轉引自尚明軒等編著《宋慶齡年譜》，第109—110頁，參閱《雙清文集》下卷，第261—263頁。

　　對戰時逃避兵役的人和逃亡的人，宋慶齡是毫不同情的。她在6月2日致函廣東省政府主席吳鐵城，提出應制止民眾逃入香港（婦孺老弱除外）。年輕力壯者和富裕者大批出亡會降低海外對中國的尊敬。應訓練更多壯丁參戰、改善防空設備、照顧難民生活。

　　她對投降主義的心態和陰謀感到十分憤怒和厭惡。1938年5月25日給新西蘭籍同事傑姆斯·貝特蘭的信中，她譴責了中國的投降主義並聯繫到歐洲的情況：「那些失敗主義者又在嚷嚷和平了。但在我心裡毫無疑問：我們——人民——將抵抗到底。希特勒已下令召回所有德國軍事顧問（他們過去幫助國民黨打中國紅軍，後來有一個短時期幫助打日本，現在日本又成了納粹德國的盟友）。他們全都不願意回去。希特勒還沒有意識到他正在幹一件什麼樣的蠢事……把那些有問題的人和那些間諜從我們中間清除出去之後，我們會戰鬥得更好。」^①

　　①宋慶齡1938年5月25日在香港致傑姆斯·貝特蘭（在外旅行）的信。

　　1938年7月7日，在《抗戰的一周年》一文^①裡，宋慶齡讚揚了一年來克服巨大困難而進行的嚴酷的、犧牲慘重的戰鬥，但警告說，這「不過是爭取我中華民族解放、獨立的開始」，並須警惕「國內實不乏怯於對外、勇於對內的政治家，抗戰伊始，即抱失敗主義，一聞敵人有意言和，即入出活動，恨不能立刻成為事實。……要斬斷敵寇侵略的另一隻魔手——政治誘和的陰謀」。

　　①最初發表於1938年7月7日武漢《新華日報》，載《宋慶齡選集》，第129—132頁。

　　她還說，《抗戰建國綱領》雖已公佈，還有待於實行。對人民進行政治動員和軍事訓練是必要的。同樣必要的是發動國內及華僑的富有者，籌資開發中國的西南和西北地區。「改善人民生計」、「改善政治機構」（這是她經常提到的主題）都「須立即求其實施」。政府應盡速召開「國民參政會」，「不僅聽取彼等意見，貴能迅予執行彼等……之提案，進而能改變參政會之職權，不僅為一中樞政府之諮詢機關，而為民主政治國會職權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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