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63)_愛潑斯坦

六三

　　8月中旬，雷娜·普羅梅得悉蘇聯貨船已到並且知道了上船的辦法。在深夜裡，宋慶齡和雷娜悄悄地離開莫裡哀路29號寓所，乘上預先停在路旁的一輛蘇聯總領事館汽車。清晨3點，她幾和陳氏父女、吳秘書長在黃浦江邊兩個不同的地方分別乘上兩艘機動舢板，轉駁到蘇聯貨船上。貨船在拂曉時啟碇。

　　陳友仁大女兒思蘭的敘述略有不同^①。她寫道，陳友仁先從漢口到上海，裝扮成一個日本人，因為他是被懸賞通緝的。兩個女兒不知道他已到上海，是在馬路上碰到的。她們年輕，不耐煩等待，又不小心，所以老出去參加聚會跳舞，很容易就「暴露」了。在一次舞會上，她們被上海的一個外國記者喬治·索科爾斯基認出來了，幸虧沒有產生不利的後果。這個索科爾斯基老想結交左派，但左派不信任他。（實際上當時他是美國總領事館的密探。以後，他成了美國的一個喜歡叫囂的右翼專欄作家。）

　　①陳思蘭書，第89頁。

　　據思蘭回憶，她們姐妹上蘇聯船時，宋慶齡、她們的父親、雷娜和吳教授（秘書長）已在甲板上等她們了。一起上船的還有一個俄國人，她們在上海時認識他，稱他「李先生」，但此刻別人介紹他是「魯賓斯坦先生」。

　　思蘭回憶說，這條船又小又舊，在長達7天的航程中，天氣很壞，常有暴風雨，大家都暈船，受了不少罪。

　　但到了海參崴之後，一切都兩樣了。一行人乘坐過去沙皇專為要人們準備的豪華鍍金臥車，經過11天橫越西伯利亞的旅程，到達莫斯科。由高級蘇聯官員組成的護送小組沿途照料一切。每到一站都有群眾歡迎，把他們看作中國革命的英雄。剛剛經歷過本國革命的蘇聯人民對中國革命有著長期積累下來的深厚的同志式感情。

　　1927年9月6日到達莫斯科時，聚集在月臺上歡迎他們的有工人、農民、青年、機關工作人員和華僑的代表團，還有政府代表李維諾夫（副外交人民委員）和哥倫泰夫人（教育人民委員）。哥倫泰夫人是婦女領袖、老布爾什維克，但出身于貴族家庭，受的也是貴族教育。她將擔任來自中國的這一行人和蘇聯當局之間的聯絡員，同宋慶齡住在一所房子裡。據章克說，這兩位現代化的、會多種語言的女革命家相處得很好，常常談論蘇聯、中國和世界事務。

　　在到達時發表的聲明^①中，宋慶齡重申了她此行的目的和背景。

　　①《在莫斯科發表的聲明》（1927年9月6日），載《為新中國奮鬥》，第14—16頁。

　　「我這次訪問蘇聯，是為了向蘇聯人民致謝，感謝你們給予中國革命的幫助。……

　　「目前中國已經進入反動時期。革命的聯合戰線已經破裂了。有人背叛了革命，有人開小差，還有人完全歪曲了國民革命運動的真義。成百萬個有組織的農民，卻根據國民黨的宗旨，為了實現『耕者有其田』，參加了鬥爭。沒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推翻封建制度……誰反對土地革命，反對千千萬萬農民獲得經濟解放，誰就站在反革命陣營那邊。」

　　這段話顯示她對農民運動的看法同毛澤東稍早時候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所表述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她不像有些「國民黨左派」那樣對農民運動有一種出自階級根源的恐懼，也不像當時共產黨領導人、右傾機會主義者陳獨秀那樣深怕由此造成分裂。

　　她著重指出，今天的反動派是昨天的「革命領袖」。

　　「幾個月以前，廣大的長江中部地區還是為反抗世界帝國主義爭取自由而鬥爭的中心，但今天已經落入反革命分子的手中。那些以前被群眾信任為國民革命領袖的人物，現在卻領導著這個可恥的反革命，這對於中國來說，確是莫大的污辱。

　　「……所以我這次訪問蘇聯的另一個主要目的，就是要使全世界明瞭，那些盤踞在長江流域的人，雖然自命為中國國民黨的發言人，但他們並不能代表革命的國民黨，也不能代表中國的革命群眾。」

　　她堅信革命將取得勝利：「在革命旗幟的掩護下，新的封建軍閥背叛了革命而抬了頭……在表面的混亂下，存在著一股根深蒂固的、堅強地組織起來的、不可征服的革命力量，它的呼聲很快就會響遍全世界。」

　　最後，她又像常作的那樣，把話回到她已故的丈夫：「孫中山去世了，在去世以前，他竟未及實現他的一個最珍愛的願望——親自到莫斯科與中國的堅強的革命友人們會談……在他去世以前，他要我替他訪問莫斯科……」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