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58)_愛潑斯坦

五八

　　在同駐武漢的西方新聞記者的接觸中，當然英語也起了輔助作用。這些記者中，有人已是左派，正為中國革命服務，如普羅梅夫婦；也有人有左的思想或背景。還有人對中國革命持同情或公正態度——至少不做本國外交官的應聲蟲或者同那些被稱為「上海腦袋」的頑固派外僑一鼻孔出氣。他們中間有些人後來經過事實的教育，改變了看法——他們曾經聽到不少關於「赤色漢口」的傳聞（一些陳腐的、駭人聽聞的反共謠言，如市面混亂、「共產共妻」、「裸體遊行」等等），但到了漢口一看滿不是那麼回事。在各種類型的記者中，許多人成了宋慶齡的朋友。

　　安娜·路易斯一斯特朗是左派，是專向外國報道中國的，當時正第二次到中國來採訪。宋慶齡打電報到上海，正式邀請她來漢口。^①她的報道在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還有蘇聯發表。她後來出版的《千千萬萬中國人：1927—1935年中國的革命鬥爭）一書是寶貴的史料。

　　①《純正的心靈——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一生》，第141頁。

　　「北美報聯」的文森特·希恩是受宋慶齡影響的同情者。他的《個人的經歷》一書留下了有長遠價值的生動紀錄。^①英國《曼徹斯特衛報》的阿瑟·蘭瑟姆是一位公正的記者，在10年前曾親眼目睹蘇聯十月革命，所以他可以把那次革命同中國現時的革命比較，看到它們的共同點，也看到它們的差別。這些差別使中國國內外許多外國人關於武漢「共產化」的叫嚷顯得可笑。^②合眾社的蘭德爾·古爾德後來出版了一本關於中國的回憶錄。^③《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的威廉·亨利·張伯倫當時也在武漢並且是抱支持態度的，雖然後來他成了一個給人亂戴「紅帽子」的人。

　　①初版1934年，最後一版1969年。
　　②《中國在陽光中》（英文）。
　　③《中國之謎》，戴維·勞合喬治序（英文）。

　　在武漢還有一位有聲有色的人物，那就是挪威作家諾達爾·格裡格。他是共產黨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成了民族英雄，因為他保全了國家的黃金儲備。免遭納粹掠奪；後來，他從英國駕機空襲納粹佔領下的歐洲大陸，在一次飛行中被擊落殉難。在宋慶齡故居的書室中至今還保存著一本他寫的關於海的小說《船繼續航行》，上面有他1928年1月9日在奧斯陸寫的一句滿含深情的話：「有一冊很久很久以前已經遺失了，大概在寄往漢口的途中，所以這艘船這樣晚才航行到你那兒！」^①

　　①格裡格這本小說的英文版1927年在紐約出版。

　　陳思蘭寫道，「諾達爾是中國國民革命的一位真誠熱心的支持者。他覺得，世界的進步系于中國國民革命的成功。」^①這不只是他一個人的觀點——當時全世界革命者及他們的同情者都持有這種看法。^②

　　①陳思蘭書，第71頁。
　　②格雷厄姆·格林在他的文藝性回憶錄《逃避的道路》（企鵝叢書）（英文，1981年）中讚頌了他的朋友格裡格，見該書第18—22頁。

　　她記得，在宋慶齡寓所，格裡格曾朗誦他獻給鮑羅廷的劇本《巴拉巴斯》。巴拉巴斯是一個人的名字，同耶穌一起被釘死在十字架上，《聖經》稱他是一個「小偷」，但其他一些作者把他描述為反對羅馬統治巴勒斯坦的叛逆者。劇本的寓意是說明基督教教義的革命根源。這一點對慶齡可能很有吸引力，因為她是從基督教教義這個根子上發展到革命的。

　　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成功之後，發生了一連串連鎖反應。在德國，德皇被推翻後，接著發生共產黨領導的斯巴達克起義。在德國南部的巴伐利亞州和匈牙利，蘇維埃政府實際已經建立。在意大利，很多企業為罷工工人所接管，革命眼看即將爆發。但在所有這些地方，後來所出現的是失敗和血腥鎮壓。就是在這個時候，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反動勢力最窮凶極惡和彰明昭著的表現形式的法西斯主義開始抬頭。

　　但在這同一戰後時期，亞洲卻處於反帝覺醒和革命的進程之中，其典型表現就是中國的五四運動。因此，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上指出，那個幅員遼闊、人口占世界一半的亞洲將是下一個發生革命的偉大場所。這些革命的性質將是民族的、反封建的，還不是社會主義的或工人階級的，但是它們的最優秀領袖如孫中山都是品格高尚、不屈不撓、在社會問題上思想開明的。正是出於列寧的敦促，共產黨人參加和支援這些革命運動，鬥爭在最前列，組織工農為民族的和階級的目標而奮鬥。世界革命在西方被阻止，但在東方將起來。世界帝國主義鏈條將在其最薄弱環節——廣大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被突破。

　　1925—1927年中國發生的事件看起來有力地證實了這種看法。因此，在全世界、在各個方面，都對廣州和武漢正在發生的事情產生巨大的興趣。因此，各國反動派都叫囂要對中國進行干涉。也因此，在各帝國主義國家出現了「不許干涉中國！」的示威運動。也因此，全武漢聚集了來自世界各地的革命者——尋求希望和團結。

　　全國工會會議在武漢舉行時，有許多外國兄弟組織的代表團參加。參加者中包括湯姆·曼這樣的英國工人運動前輩，還有美國共產黨的厄爾·布勞德等人。在文化領域，在那些革命精神高漲而形勢十分危急的日子裡，武漢觀眾卻看到了許多外國藝術家的演出，其中有著名美國舞蹈激進革新家伊莎多拉·鄧肯創建、當時設於莫斯科的藝術團。

　　但是，隨著令人興奮的勝利，烏雲正在籠罩上來。

　　武漢出發的北伐軍仍在取得勝利，但其精銳部隊（包括那些革命思想最昂揚、有共產黨人參加的部隊）在前方傷亡很大。越來越多的惡兆顯示，後方有些將軍正明目張膽地想要重複蔣介石那樣的叛變。

　　5月19和21日，在農民運動最為高漲、有些地方已從地主手裡奪取了政權的湖南省^①，當地國民黨軍團長許克祥用上海「四·一二」屠殺同樣的手段把農民運動鎮壓下去。

　　①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千千萬萬中國人》一書中有令人難忘的描述，見該書《反動派統治下的「赤色」湖南》、《永豐的革命》、《革命的片斷》等。

　　由於同樣的階級根源，在「有名的國民黨左派」高級政壇人物（包括汪精衛）中，機會主義正在增長。這些人一方面被對方的軍事優勢所嚇倒——用鮑羅廷所作的生動比喻——就像兔子遇到了蟒蛇。另一方面，他們更怕工農群眾。作為他們的主要支柱的工農群眾正在開始認識到自己的力量，並要求把他們在那些漂亮言辭中許諾的改善措施兌現。看來已經臨近的革命勝利果實應該歸誰？這就是矛盾衝突的核心——這種矛盾衝突存在于南京的蔣介石和武漢的汪精衛之間，也存在于蔣介石、汪精衛和人民群眾之間。

　　在武漢的領導人中間，只有極少數在危險的漩渦中毫不動搖，決不違反自己所持的原則和貧苦人民的期望——宋慶齡是其中之一。「左派國民黨中唯一的男子漢」。這是鮑羅廷對她的讚譽。雖然帶一點大男子主義的色彩。在那裡的所有革命的國民黨人中，現在只剩下兩位婦女了——周恩來這樣談到她和何香凝。當然並不止她們，而是還有其他人，主要的有鄧演達，軍隊政工首長；在當時的文職官員中還有活潑的陳友仁。但是他們的隊伍正在縮小。大多數人開始誣衊整個工農運動是「外國（指蘇聯）製造出來」的、群眾運動「太過分了，把許多愛國和反帝分子都嚇退了」。

　　到了6月，武漢的反動浪潮高漲，工人糾察隊被解除武裝。（工人糾察隊起源於偉大的省港大罷工，此後在國民黨左派的首都廣州和武漢一直是一支很大的力量。）最後，7月間，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國民黨宣佈「分共」及遣返俄國顧問。他們像早些時候蔣介石所做的那樣，徹底背叛孫中山的「三大政策」並進行大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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