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57)_愛潑斯坦

五七

　　§（五）在武漢的中外革命友人

　　在武漢，同在廣州一樣，宋慶齡常常同她在國民黨左派中的至友何香凝見面^①。她也常同中國共產黨人見面，其中有些年紀較大的如林伯渠、董必武和吳玉章，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在她同孫中山在日本初結婚時就認識了——那時他們都是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會員。其他有一些年紀較輕、但也是中共的創始人，包括有才華的湖南人蔡和森（1890年生，1931年為蔣介石殺害）、他的妹妹蔡暢、張太雷；還有劉少奇和蘇兆征（1889年生，1929年為蔣殺害），他們都是工人運動的領袖（蘇領導了省港大罷工）並都參與了最近收回漢口英租界的鬥爭。另外一位有來往的共產黨人譚平山，時任武漢政府農業部長。毛澤東她在廣州已經認識，在武漢又有了更多來往。

　　①當本書作者有一次向廖夢醒問她母親何香凝同宋慶齡的關係時，她馬上回答說，「她們就像親姐妹」。

　　她來往的人中還有蘇聯人，如鮑羅廷等。

　　最後，還有不少西方人，主要是記者。宋慶齡在武漢一個日趨繁重的重要工作是為中國革命進行國內和國際宣傳，她同革命政府辦的英文日報《國民論壇》關係很密切。這張左派報紙最初由陳友仁創辦，在軍閥統治的北京出版，備受迫害，有一段時期靠一對美國夫婦威廉（比爾）和雷娜·普羅梅幫助支撐。後來，他們把報紙遷到廣州，以後又遷到武漢。雷娜成了宋慶齡的親密朋友。她那時約30歲，她的父親是芝加哥一位相當富裕的猶太人糧食經紀商，她在大學裡是一個很出眾的哲學系學生，她有許多朋友是激進的、先鋒派的作家和藝術家^①。比爾比她大7歲，自學成才。他父親是住在紐約布魯克林區的一個德國移民，曾經希望他成為一名路德教會的牧師，但他卻成了一名左翼新聞記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蘇維埃革命及其後的暴風雨年代裡，他們在思想上趨於成熟。在武漢時期，他們的工作很多，也很重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當時寫道，「他們向美國發出的電訊比其他任何人都多，使美國的自由主義反對派據以制止對華武裝干涉。……他們兩人都不是共產主義者，然而與國民黨左派站在一起……左派本身停止活動以後，他們依然維持這一左派通訊社，繼續工作。」在斯特朗看來，他們「對中國革命的貢獻，堪與另一美國人約翰·裡德為俄國革命所作的貢獻相媲美」^②

　　①關於雷娜·普羅梅的家世和性格，資料來源除已說明者外，還有A·湯姆·格倫斯菲爾德的《中國革命的友人》（英文原稿）及陳思蘭前引書。
　　②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千千萬萬中國人》，第44頁。

　　促使普羅梅夫婦轉向馬克思主義的是李大釗。他們是在北京認識的。李大釗因被軍閥政府通緝，避居蘇聯大使館。雷娜是美國人，所以行動比較自由。她每天去蘇聯使館，成為李大釗同北京的地下共產黨——和國民黨——組織之間的聯絡員。她本人不是共產黨員。當時在北洋軍閥眼中，共產黨同國民黨同樣「搗亂」，所以受到同樣的迫害。國共兩黨的政治和軍事合作不僅限於在廣州革命根據地，在軍閥統治區的地下活動中也是如此。各處的共產黨員同時都是國民黨員，李大釗是中央執行委員，領導著北京的國民黨組織。

　　在這裡，人們應當看到，在那時的中國革命事務中，英文不僅是一種宣傳媒介。它還是中國革命者同外國友人（包括蘇聯顧問）之間、以及外國友人相互之間進行交流的工具。孫中山同列寧和「蘇俄外交部的〕齊契林之間的通訊是用英文的（由此幾乎可以斷定這些信件最後都是由宋慶齡定稿的）。孫中山同共產國際和蘇聯的代表們談話也都是用英語的。他們之中有1922年在桂林會談的馬林和在廣州首次會見的達林、1923年會談的越飛，當然還有擔任國民黨總顧問的老芝加哥人鮑羅廷，更不用說擔任共產國際使節的印度人羅易了。在這些談話中，大多數情況下都由宋慶齡擔任紀錄或其他輔助工作。

　　在中國和俄國革命者早期合作的年代裡，只有極少極少幾個人懂得對方的語言，所以英語——流利也好、半通不通也好——就成了主要聯繫紐帶。英語說得很流利的有維金斯基，他在接觸孫中山之前曾幫助建立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並列席1921年在上海舉行的中國共產黨成立大會。像鮑羅廷一樣，他曾在美國生活和工作、參加過美國社會黨，十月革命後返回俄國。達林則是完全不同的情況。他是一個工人階級出身的孩子，過去從來沒有離開過俄國，因為奉派到中國來工作，才進了一個速成班學習英語。他還講過二個很有趣的故事：有一次有兩個中國共產黨員，一個會說一種中國方言和一點點俄語，另一個會說另一種中國方言和一點點英語，於是這兩人只能靠達林這個外國人來相互溝通，他的俄語當然沒有問題，又匆匆忙忙學了點英語，所以還能勉強對付。^①

　　①達林的《中國回憶錄，1921—1927））（俄文）最初在20年代出版，本書作者現在所用的版本是1982年莫斯科科學出版社出版的。為了適應60年代和70年代中蘇爭論的需要，這個版本的內容不幸作了修改。這種做法對雙方來說都是值得遺憾。儘管如此，本書主要內容仍保持其親身經歷的價值。（中譯本1981年出版，根據1975年俄文版譯出。——譯者）

　　我們從另一個不同的來源和視角還讀到了英國《曼徹斯特衛報》記者阿瑟·蘭塞姆關於1927年的漢口的一段話（這段帶刺的話含有自由主義的、對帝國主義者的挖苦）：「一位國民黨創始時期就入黨的黨員說，『漢口的那個小集團完全是靠英語結合在一起的。』他所說的小集團是指孫中山夫人和國民政府的四位首要部長，即：外交部長陳友仁、財政部長宋子文、交通部長孫科和司法部長徐謙。他的意思也許還包括俄國顧問鮑羅廷，因為鮑同中國人交談也用英語而不是俄語。

　　「這個小集團習慣於用英語相互交談……當我們發現中國民族主義的領導人都是由西方培養出來這一事實時，我們也不必有絲毫的驚異。他們是我們自己的徒弟。……我們如果看到在泰晤士河上停泊著40艘不請自來的外國戰艦，或者一個英國城市的華人居住區居民壘起了沙包和刺鐵絲網，我們一定非常憤恨。所以，對於受過西方教育的中國人從我們這裡學到了一點這種驕傲的不容忍態度，我們不應該感到驚訝，反倒應該感到得意。」

　　但也不要誇大，因為宋慶齡最要好的朋友和最親密的同事並不都是講英語或受過西方教育的，只要舉出何香凝和鄧演達兩人為例就可以了。主要是共同的革命思想使他們結合在一起，但英語作為交流工具是一種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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