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49)_愛潑斯坦

四九

　　§（五）國民黨「二大」：政壇首次表現

　　就在這時，宋慶齡從上海回到廣州，以她的聲望和言論來加強左派的力量。在碼頭上歡迎她的除「二大」代表和黨政要人外，還有群眾的隊伍（主要是省港罷工委員會和婦女團體），共約20萬人。剛剛遇刺的廖仲愷的遺孀何香凝以悲痛心情繼續戰鬥，她用擁抱和鮮花來迎接慶齡，使政治的含義和私人情誼融而為一。

　　第二天，即1926年1月8日，宋慶齡出席「二大」，並應邀發表演說。她說：「我這次回到廣東來，覺得有一件事是非常安慰的，因為此間一切政治軍事都很有進步，而且比先生（指孫中山）在的時候弄得更好，這不僅是我個人的安慰，而且也安慰了先生在天之靈。」她這樣說無疑是指當時國民黨左派贏得了新的主導地位。

　　她接著譴責右派違背孫中山的遺訓，號召革命黨人「團結堅固，不要受人家的挑撥」。她呼籲貫徹執行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她告訴代表們「先生主義的成功與不成功，全仗諸君的努力。」^①

　　①《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紀錄》，第4日第7號第42頁，轉引自劉家泉著《宋慶齡傳》，第132—133頁。

　　1月9日，她和何香凝、鄧穎超一起被推為國民黨「二大」婦女運動報告審查委員會成員。

　　1月16日，宋慶齡以壓倒多數票（在有效票總數249張中得245張）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這是她第一次獨立地取得的政治上高層職位。新的中執委委員36人中包括另兩位真正的左派何香凝和鄧演達，還有7位共產黨人（李大釗、林伯渠等）；在候補執委24人中，也有7位共產黨人（毛澤東、鄧穎超等）。林伯渠當選為農民部長，譚平山（當時是共產黨員）為組織部長，宋慶齡為婦女部長（由何香凝代理），毛澤東為宣傳部副部長（代理部長）。

　　但是，由於汪精衛（國民黨左派名義上的領袖和政府首腦）和陳獨秀（當時共產黨的領導人）的動搖，本來在國民黨中央機構中將大為削弱的右派，通過妥協這扇「後門」仍然鑽了進來。右派理論家戴季陶和幾個倖免於被開除的「西山會議派」都被選進中執委，而在另一個高級機構中央監察委員會中，左派處於少數。

　　這裡應該說明一下，這裡所說的「左派」、「右派」是按當時的政治態度而分的，所以非常可能因條件的變化而變化。例如，當時陳獨秀把蔣介石看成是左派的一員或盟友，而一位蘇聯顧問則認為他屬「中左，正向左轉並將繼續這樣」。

　　汪精衛當時被公認為是左派首領，實際上正如以後的歷史所證明，他根本不是這樣的人。在廖遇刺後，他在實際職權上成為掌握廣州政權的三人寡頭統治之首。另外兩人是陸軍部長許崇智和以黃埔軍校為骨幹建立的新軍首領蔣介石（這是他第一次在這樣高的層次出現）。輔助這三個人並參加他們的會議的是兩個俄國人——國民黨政治總顧問鮑羅廷和總參謀部顧問羅加喬夫。作為「三人統治」的首席和國民黨左派首腦，汪精衛同已故的廖仲愷是完全不同的人。廖坦誠、樸素、平易近人、富有生氣。而汪則喜歡裝腔作勢。他利用體型和面容上的天然優勢（他看起來常會比實際年齡年輕許多），總是精心梳理、講究穿著，在公眾場合露面時從來都是連每根頭髮都梳得十分整齊。他的妻子是馬來亞一個橡膠園主的繼承人，所以他也有錢來講究儀容。他能寫會講，口若懸河，非常雄辯。他的經歷富於革命浪漫色彩。青年時期曾擬用炸彈謀殺攝政王，事敗被捕，後來據說光緒帝的遺孀見他年輕俊美才免其一死。但從他以後的生活中卻再也看不到他早年一定曾經有過的那種勇敢的決心了，甚至於他同別人握起手來也使人覺得他的手是如此軟弱無力，簡直像塊果汁軟糖。^①

　　①本書作者有過這方面的親身經歷，雖然時間上要晚得多——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不久。在那場戰爭中，汪精衛終於墮落成為漢奸。

　　「二大」之後，宋慶齡主要從事于婦女、教育以及婦女學校和婦女團體所進行的紅十字會救濟工作。她在一篇對廣州女校、婦女團體的演講中說：「〔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出席女代表只有三位。而且是先總理（指孫中山先生——引用者）所指派的。現在第二次代表大會的女代表，人數已經增多幾倍了，這可見得我們女子，已有多數的人，明白三民主義和知道國民革命是謀我國脫離帝國主義的壓迫，及實現黨綱第十二條『於法律上經濟上社會上確認男女平等之原則，助進女權之發展。』……我更希望諸姊妹們，齊領導婦女們向國民革命戰線上走，那麼國民革命成功便不遠了。」^①

　　①《在廣州女校女團體歡迎會上的演說》。載《宋慶齡選集》，第13頁。

　　由海員工會領袖蘇兆征任委員長的省港罷工委員會代表團特來感謝她為支援罷工募集捐款時，她回答道，這次罷工是愛國行動，每個中國人都有責任加以支援。16個月之後，當北伐勝利進展時，委員會向她報告，已決定停止罷工並部署力量支援北伐。她覆信讚揚在這次長期鬥爭中所表現的英勇精神。她說。這次罷工延續已一年以上，實行了孫中山先生的教導，為中國人民帶來榮譽使所有帝國主義者大為震驚，深感中國人民之不可侮。她對工人的精神深表敬意。

　　3月初，她又乘輪赴上海，轉往南京，參加3月12日——孫中山逝世周年紀念日——舉行的孫中山陵墓奠基典禮。陵址在城郊雄偉的紫金山上。

　　幾天之後，3月20日，在廣州發生了「中山艦事件」。這是到那時為止右派對孫中山政治遺教的最大的一次挑戰。「中山」艦即原「永豐」艦，在1922年對陳炯明的鬥爭中，孫中山曾移居該艦並以之作為指揮部，所以後來為紀念他而改名。現在，這艘軍艦又成了一次新的挑釁的犧牲品。進行這次挑釁的是蔣介石。他在參與第二次東征消滅陳炯明的鬥爭中，儘量為自己撈取了榮譽，接著就顯示出了新軍閥主義露頭的跡象。他所策劃的計謀很簡單。先通過第三者給海軍局代理局長兼中山艦艦長李之龍（當時為共產黨員）發去一道命令，要中山艦從廣州移泊黃埔。然後，他就宣佈李之龍未經報告准許，擅調該艦，企圖進攻他在黃埔的總部，並指這是共產黨員和蘇俄顧問的陰謀。（作為證據，他硬說李之龍曾要求他沒收廣州的所有私營工商業，否則就把他抓起來，送到蘇俄的海參崴去。）以此為藉口。蔣下令逮捕李之龍和幾名蘇俄顧周。包括周恩來在內的黃埔軍校共產黨員、政工人員多名也遭到被捕或軟禁。蔣還下令在廣州實行戒嚴和宵禁。這一行動把「政府首腦」汪精衛嚇壞了，就溜之大吉（他轉道香港，去了法國）。

　　這樣，蔣介石為自己取得了第一號實權人物的地位。在達到了第一步目的之後，他巧妙地作了一點戰術上的後退，以穩定人們的情緒。他下令釋放所有被捕人員，對蘇俄顧問還表示歉意。在削弱了左派之後（許多被免職的人實際並未複職），他又對右派進行「打擊」。他知道，右派總的來說是不會反對他的，所以他除了暫時扣留了幾個右派之外，把兩個可能同他爭奪權力的對手——右派頭面人物許崇智（前任總司令）和胡漢民（國民黨重要政客）逐出廣州。他的手法是利用他們在刺廖案中的重大嫌疑，以及他們靠攏左派的做作。

　　蔣介石玩弄這種兩面的伎倆，大獲其利。現在，兩方面都覺得離不開他，而且由於他正在把軍權一步步集中到自己手裡，所以也沒有人有力量把他趕走。

　　他的手法達到了使許多人被矇騙的目的。當時的共產黨領導人陳獨秀仍然肯定蔣介石是革命的。鮑羅廷和其他蘇聯顧問在「三·二〇」事件中受到突然襲擊，但後來在蔣介石道歉後就心平氣和地仍認為蔣是「中間偏左」。汪精衛用自己的出逃給了蔣莫大的好處。蔣得到了所有這些「成績」，卻沒有同共產黨領導下的群眾運動發生任何直接衝突——他知道自己現在還沒有足夠力量去鎮壓群眾運動，而且群眾運動還可以被利用來推進北伐，在北伐中他將取得全國的最高地位。

　　1926年5月，蔣為了進一步削弱共產黨的地位，在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通過了一項決議，規定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不得擔任中央機關的部長，從而把共產黨員排除出國民黨組織的最高層。又由於汪精衛既已出亡，蔣介石的支持者張靜江當上了國民黨中執委常委會主席，蔣任組織部長和軍人部長；他在「三·二〇事件」中先實行進攻、後佯裝後退的戰術真是執行得再順利不過了。

　　這樣，當7月9日在廣州誓師北伐時，蔣介石成了無可爭議的總司令。在北伐中，過去這一時期的準備工作和積聚的力量都表現出來了。國民革命軍摧毀了所有武裝抵抗。在廣大的農村地區，有效的群眾宣傳工作和農會的組織——這些都是通過共產黨員的努力去完成的——為北伐隊伍開闢了前進的道路。主要由農民運動講習所學員們組織起來的各地農會還為北伐軍提供運輸隊和擔架隊，並在北伐軍繼續前進後確保後方的安全。工人也在各處提供有力的支援，前線的運輸工作實際上都是由省港罷工工人組成的隊伍擔當的。到10月10日，距廣州出師僅百日，革命軍就佔領了廣州以北1000多公里的華中工商重鎮武漢。這一天正好是辛亥革命武昌起義15周年。不久，國民政府決定從廣州遷往武漢。

　　北伐出師前後，在老革命基地廣州，群眾運動繼續高漲。工人運動在劉少奇等人領導下多次舉行會議，擴大活動。在保證支持北伐的同時，工人運動對那些企圖以戰爭為藉口限制工人已得權利的計謀進行了鬥爭。特別是在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之後，中國工運的國際意識有所加強。它不僅向全世界各地工會對省港大罷工的支持表示感謝，並號召中國工人聲援1926年的英國煤礦工人大罷工和總罷工。中國工人雖然貧苦，仍進行了募捐；支助英國工人。

　　廣東的農會在彭湃領導下，在1925年東征中已經顯示出力量。現在，在北伐中，農會發展規模更大。僅在湖甫一省，農會會員開始時僅40萬人，到1926年11月下旬就增加到120萬人，1927年6月又增加到451萬人。在相鄰的湖北省（省會武漢），農會會員原僅7萬2千人，到1927年6月也猛增到250萬人。全國農會會員總數近1000萬人。^①在這個發展過程中，毛澤東起了重大的作用。他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成為中國革命的經典著作之一。他在這篇報告中對農民運動作了分析和讚揚，並呼籲解除對農運的各種限制，使它的革命作用得到充分發揮。

　　①據何干之主編《中國現代革命史》，第102頁。

　　宋慶齡從上海回到廣州後，負責支援北伐的紅十字會基金事務。10月間出席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一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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