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35)_愛潑斯坦

三五

　　關於蘇日關係，孫坦率地說出了他的顧慮，希望得到消除。在回答越飛的問題後，他寫道：「現在，我想問您一個問題。您對我說，貴國政府已經授命您同日本舉行談判。我想知道，為了同日本取得諒解或達成協議，貴國政府是否將不借犧牲中國的利益。讓我具體地來說，據說日本想要在北滿取代俄國，正如它在日俄戰爭以後在南滿取代你們一樣。貴國政府是否會贊成這一點，比方說，將中東鐵路上的俄國利益轉讓給日本。我幾乎不需要告訴您，我向來把蘇維埃俄國看成是阻擋日本侵犯北滿的國家。」

　　他在信的結尾同開頭一樣表達了一種積極的態度。「我歡迎您為了準備建立我們之間更密切的聯繫所提出的建議。」

　　孫的另外一封信是同年12月20日寫的。在此之前，他們已交換了不少信件，但孫在這封信裡仍然嚴厲地批評蘇聯「同北京的垂死機構談判」。他寫道：「如果您的政府的政策是長期承認北京的官僚政府作為中國的正式政府機構，那麼，你們想同北京政府談判，毫無疑問是正確的。但是，這樣一來，你們就是同資本主義列強一起，為它樹立取得國際承認的威信……實際上是默認資本家的論點，即承認必採取所謂進化或漸變這種和緩的方法，而不是採用革命或激變這種也許可稱為蘇維埃的方法。」

　　在這封信裡，孫說他「本人作為中國革命的體現者」自然要遭到資本主義列強的「反對、攻擊和鎮壓」。他是「作為我國受壓迫同胞的代表」來同蘇維埃政府合作的。他指出，北京政府或任何一個派系的軍閥的花招都「完全像下棋，只是『緩慢地』改造中國這一局棋中的一步」——所謂「緩慢地改造」其實就是根本不改造。

　　關於張作霖，孫在這封信裡談得沒有上封信那麼多，因為張在同吳佩孚的較量中，開始同北京政府調情。雖然這樣做並不成功，但使孫懷疑張作為盟友的用處——最多他只能保持中立，在《孫文一越飛宣言》中孫建議蘇聯同張商談鐵路問題的原由也正在於此。

　　孫中山的結論是：「除了採取革命措施去掃除現存的整個腐朽制度以外，決不會發生真正的變化。」

　　孫中山說，他自己有一個計劃。「我開始認識到以廣州為根據地的弱點，因為它處於英國影響及海上力量的支配之下……在過去幾個月間，我已在著手創造一種能使我請您的政府用一種實際方式進行合作的局勢。」他這個計劃的基礎是在國家的另一端即西部和西北部採取行動。他說：「我現在可以調動大約十萬人從四川經過甘肅到內蒙古去，並且最後控制位於北京西北的歷史上的進攻路線。但是，我們需要武器、軍火、技術和專家幫助，等等。」

　　「你們的政府能通過烏蘭巴托支援我嗎？如果能夠，支援到什麼程度和在哪些方面？

　　「如果你們政府對我的計劃有興趣——它是一個大膽的新計劃，首先是一個革命的計劃——那末請派一些能勝任的人來，為了早日採取行動……拖延，只會使資本主義列強幫助反動勢力進一步鞏固它們自己在中國的地位。」

　　儘管孫中山在中國西部和西北部有他的追隨者——如他的老信徒于右任在陝西多年來領導群眾性的反軍閥運動——他所說的調動十萬人，看來是他希望能夠徵集的人數而不僅是已經組成的隊伍。總的說來，他的事業仍然缺乏最重要的力量——一支革命的軍隊，這是依靠任何一支已有的軍隊或與之結盟都難以替代的。孫中山現在比從前任何時候都意識到這一缺憾，正因此，所以至少從1921年以來就對蘇聯革命的紅軍模式深感興趣。

　　正如歷史所證明的那樣，孫中山關於只有革命的軍事行動才能改變中國的論點是正確的。

　　他對於為什麼必須這樣做的看法同樣是正確的。事實是，直接阻礙中國革命的是由主要的西方帝國主義在華勢力所支持的中國軍閥的軍隊，當時的代表者是吳佩孚。在地理上，吳控制著中國中部。在政治上，吳是中國反動勢力的主心骨。他代表的不是資產階級的一翼（當時在共產國際中流行的看法是對他這樣估計的），而是帝國主義同中國封建勢力的同盟。孫中山在這封信裡就指出，如果他的進攻北京的計劃付諸實施，「我的真正敵人肯定會是吳佩孚……英國甚至現在就躲在吳佩孚和陳炯明的『聯盟』幕後，在福建『消滅』我的軍隊。吳佩孚正在這樣幹，儘管他保證善意對我。」（這裡，孫是在警告蘇聯人不要為軍閥吳佩孚有時披上的那件儒雅謙恭的外衣所迷惑。）在孫寫這封信之後不到兩個月，吳佩孚就在鄭州、武漢、北京等地對罷工抗爭的鐵路工人進行血腥鎮壓，充分證明了孫中山的看法。

　　孫堅決反對同吳聯盟的計謀以及他所聽到的擬議中的蘇聯對東北的張作霖採取軍事行動以資促進的說法。他不僅寫信給越飛，還直接寫信給列寧。在這些信件中，他的態度是友好的，但毫無巧言令色的意思，儘管在某些方面他對於同張結盟顯得過於樂觀。（此事後來並未實現，因為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即孫預見到這個奉系軍閥陷入許多矛盾之中，使他不如吳佩孚那樣危險，但思想反動不下於吳。）

　　孫論辯說，一旦集結起力量以擊敗吳佩孚，張作霖不會成為絆腳石。張作為一個中國人，不會使日本人予取予求。張的最後命運——日本人1928年謀殺了他以摧毀他在東北地方的勢力——證實了這個論點。

　　總而言之，不是越飛單方面對孫中山施加蘇聯的影響，孫中山也在對蘇聯申述觀點、施加影響。後來在蘇聯援助下進行的1925—1927年北伐戰爭體現了孫中山的許多設想——儘管到那時他本人已經過世了。

　　從孫中山與越飛的通信中同樣可以看到，在一個革命已取得勝利的國家的外交政策與一個革命尚在進行的國家的利益之間，存在著矛盾的因素——即使兩方的最終利益是一致的。

　　宋慶齡從這樣一些事態發展中繼續向孫中山學習。

　　她也從孫中山遇到重大挫折時的無畏精神中再次學習到寶貴的東西。陳炯明的叛亂奪去了他在廣州的基地，還幾乎奪去了他的生命。但他涉險犯難，從廣州脫身回上海不過幾個星期，就又以新的精力，探索革命勝利的道路。這樣的品質她吸收並繼承了。

　　其次，她學習到了孫中山本人善於學習的精神以及他在十月革命後的形勢中為確定國際上的革命盟友作出了選擇。她終生維護十月革命，即使是在同蘇聯當前的作法產生尖銳的意見分歧的情況之下。

　　第三，她學習到了孫中山對革命行動的始終如一的信心，而不信自由主義的政治手腕，即使他的國際上的革命盟友也贊成這樣幹。

　　第四，她從孫中山那裡學習到在革命需要的時候就直言不諱。

　　在此期間，在革命內部正在開始一種進程，以彌補兩個致命的弱點，即缺乏一個真正有鐵的紀律的、能把覺悟了的群眾組織起來的革命黨以及由這個黨創建的、作為黨的先鋒的革命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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