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14)_愛潑斯坦

一四

　　另一個後果是，不論是孫中山（一個皈依的基督徒）還是宋慶齡（一個生下來就受洗的基督徒），從此不再具有、也不想有任何一』個教會會員的身份。兩人無疑都仍保留著基督教教育所給予他們的、在倫理道德方面的影響。他們也還有許多基督教徒（包括一些傳教士）朋友——革命的同情者。但他們同神學分手了。宋慶齡寫道，孫中山步入壯年以後，「從來不信什麼上帝，他也不相信傳教士……我曾告訴他，在美國上學時，一到星期天學校就把我們這些學生趕到教堂裡去，我總是躲進衣櫥裡，等女合監帶著姑娘們走了之後才出來給家裡寫信。他聽了開心地大笑著說，『所以我們兩個都該進地獄啦！』」^①

　　①致本書作者的信，1966年4月。

　　儘管在婚前承受許多壓力和抱怨，他們的結婚生活證明是輕鬆愉快的。從她婚後不久寫給美國友人安妮（甘特）·安德森的信中^①，誰能懷疑事情進行得不順當呢？

　　①參見埃米莉·哈恩著《宋氏家族》，第108頁。

　　關於婚禮本身，她寫道，「婚禮是最簡單不過的，因為我們都討厭鋪張的儀式和諸如此類的東西。」

　　關於婚後生活：「我很愉快，儘量幫助我丈夫處理英文信件。我的法文大有長進，現在已能閱讀法文報紙並能輕易地邊看邊譯。你瞧，結婚對我來說好像是上學，只是沒有『考試』來打擾我了。」

　　在另一封信裡，她說到唯一有點叫她不舒服的事情就是在公開場合和報紙上出現得太多。「你知道我討厭出頭露面。但結婚之後我要參與許多我本來不願意參與的活動。中國人同歐洲人不同。他們總是讓那些膽小靦腆的人去承受稱頌和榮譽，而不是那些值得稱頌和接受榮譽的人。我每天要見許多人：實際上我是完全為環境所迫，才從『我的殼』裡被拉出來的。我聽到一些編造出來的關於我在梅肯的報道，真讓我都蒙了。譬如我聽說，有人說我在結婚前曾經做過革命党的密探。」^①

　　①此信是寫給在威斯裡安的一位姓名不詳的友人的，尤妮斯·湯普森在《威斯裡安和宋家姑娘》（英文）一文中曾引用，此文載美國田納西州《查塔努加星期日時報》，1928年3月13日出版。後來在1941年2月出版的《威斯裡安校友通訊》（英文）上所載《來威斯裡安上學的中國姐妹》一文，其內容基本相同。又，參見同上書，第119—120頁。

　　這些信說明她起初感到有些緊張，後來就適應了——她怕繁文縟節和熱鬧場面，她喜歡安靜地工作，她必須經常克服自己在公開場合的害羞心理，以及對謠言的敏感，不論這些謠言是惡意的、還是添油加醋編造出來的，她總要用真理之外去戳破它，並常帶辛辣的諷刺。

　　但她仍然保持著那種帶點頑皮的幽默感。她給另一位威斯裡安同學的信上說，「我們班上那些老小姐怎麼樣了？她們在做什麼——『等著別人來釣』還是『等著別人上鉤』？」^①

　　①1913年寫的信，參見同上書英文版第76頁。

　　很久以後，她追記婚後在日本最初幾個月的生活道：「我們在東京的家裡掛滿了地圖。我的丈夫藏書不少。每天晚上，他最喜歡做的事就是觀看中國的地圖，把開礦和建設鐵路的地點標出來。我念書給他聽，這些書裡面有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也有科學家和作家（如埃利斯^①和辛克萊）的著作。」^②她提到馬克思，這很使人感到興趣，也可能有人懷疑這會不會是同後來孫中山所受到的影響混為一談了。事實上，他的確很早就有了馬克思的著作。本書作者在他的故鄉翠亨村的紀念館裡看到一本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英譯者是英國社會主義者貝爾福特一巴克斯，1913年美國芝加哥查爾斯·克爾公司出版，上面還有東京一家書店的標簽，孫中山當時就是從這家書店買來的。他看中這本書可能因為這同他當時正在進行的反對有稱帝野心的獨裁者袁世凱的鬥爭有關。馬克思這本書寫的是另一個竊取革命果實的人，他在1848年爬上了法蘭西共和國總統的位置，然後登上皇帝寶座，成了拿破崙三世，但最後得到的是不光彩的下場。

　　①哈夫洛克（亨利）·埃利斯（1859-1939），英國隨筆作家、編輯、醫師，又以女權及性教育提倡者而知名。——譯者
　　②見上海《社會科學報》（1986年9月24日）上發表的張玨的文章。

　　宋慶齡在她那篇回憶中把她初期的結婚生活說成是她當「弟子」的時期，在另外一些地方她說自己那時是「當學徒」。她終生都是把丈夫看成導師的。

　　但這段時期總的說來是一段家居生活和潛心讀書的時期。十分簡短地回顧一下當時中國國內和國外的局勢可以證實這一點。

　　第一次世界大戰在1914年初起時，日本站到協約國一邊，它不去參與歐洲的爭執而是去佔領德國在中國和太平洋上的殖民地（卻不讓其他協約國這樣做）。其中最重要的是包括軍事和商業要地青島在內的中國山東省的一部分。在這裡，日本軍隊打了唯一的陸上一仗。德國只有少量駐軍，日本用了極小的代價就在任人宰割的中國的大陸上佔據了一個重要的區域——孔子的故鄉。^①

　　①在太平洋，日本從德國手中搶佔了密克羅尼西亞（馬紹爾群島和加羅林群島），其中如特魯克群島和埃尼威托克島等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日兩軍曾進行血戰。

　　1915年1月，正當歐洲列強忙於廝殺的時候，日本為了想要獨霸全中國，作了一次狂妄的嘗試。它向獨裁者袁世凱提出最後通牒，即恐嚇性的「二十一條」——所用的紙上有著大炮圖像的水印，意思是如不屈服就以大炮相饗。袁世凱在耍了一些外交手段之後就乖乖地接受了這些條件——如果全部實施，中國將淪為日本的附庸。袁所關心的是他自己登基的計劃而不是國家民族的存亡。到了這年年底，他公然稱帝。但沒有過多少天，蔡鍔和其他將領在僻遠的中國西南省份雲南起兵討袁，很快在重要的鄰省四川立足。孫中山和其他在日本的革命者大為振奮，同起義軍取得聯繫，並行動起來。陳其美（及其部屬蔣介石等）被派往上海組織一次陸海軍起義。起義雖然失敗，卻使袁世凱大為震動。孫中山還派了一架飛機到上海去散發傳單，引起轟動。這架飛機是由梅屋莊吉資助購買的，由一位姓「扳本」的、同情中國革命的日本民用飛行員駕駛。在孫中山的指揮下，中國各處紛起討袁，起義都是由當地的或從日本派回國的革命党人領導的。在東京，孫中山和其他領導人在1915年4月發表了新的討袁宣言，宋慶齡把它譯成英文，向全世界散發。在舉國聲討下，袁世凱的「王朝」被推倒。他淒慘地宣佈取消帝制，仍稱大總統，前後只經過八十多天，成為歷史上最短命的「王朝」。袁世凱很快就在1916年6月16日病死了，名譽掃地，遺臭萬年。這就是由外、國列強所支持和吹捧的中國「強人」的下場。

　　這標誌著孫中山近30年革命活動——表面看來充滿著失敗的紀錄——所取得的巨大的、歷史性的成就。他一勞永逸地粉碎了「中國必須有一個皇帝」這一陳舊的觀念。這個觀念曾經成為老保守派的主要信條，而後來的改良主義者則宣稱中國仍然需要一個皇帝，只不過要實行君主立憲。十分明顯，這些觀念都已為中國人民所拋棄。（當然，死抱住這種觀念的人還是有的，其中還有外國人，這是十分有趣的事情。這樣的外國人總喜歡斷言「對中國最好」的辦法是什麼，或者毋寧說對他們自己在中國的利益最好的辦法是什麼。其中一例就是曾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後任霍普金斯大學校長的弗蘭克·J·古德諾博士。在國內事務上，他是開明派，又是世界上第一個現代共和國美國憲法的權威。但他卻擔任了袁世凱的主要顧問和理論家，為袁帝制自為的野心製造輿論。）

　　但是，時局的演變也證明，儘管共和國的思想已經深入人心，宣佈成立共和國只不過是建設共和國的第一步，後面還有漫長艱難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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