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11)_愛潑斯坦

一一

　　◎第三章回國和結婚；1913—1915年

　　宋慶齡1913年自美返國途中，於8月29日抵達日本橫濱。在第一章最後曾提到，她帶了一封給孫中山的信，這封信大概她一到就轉送出去了。9月16日，她的父親和姐姐靄齡帶她到東京去見孫中山。這時宋耀如正同這位民國的締造者一起流亡，並主要在理財方面幫助孫中山計劃進行一次新的革命。靄齡在當孫中山的英文秘書。在後來的10天裡，慶齡同家人一起去看了孫中山七次，每次呆上幾個小時。這樣，她熱切地、很快地開始熟悉孫中山進行革命工作的環境和需要。

　　當時，日本外務省的密探偷偷地監視著孫中山的每一個行動和他所接觸的每一個人。這些密探的報告清楚地紀錄著慶齡她們來訪的次數。^①在辛亥革命之前，孫中山和他的追隨者多次流亡日本，有些時候日本政府的態度不錯、甚至對他們表示容忍。現在態度變了。就在這一年早些時候，孫中山代表民國政府率領官方的鐵路考察代表團訪日，還受到公開的歡迎；現在卻看不到一絲這樣的表示了。他現在只是一個不合時宜的客人、一個正被袁世凱通緝的逃亡者，而東京則正在同袁勾搭，並且很可能把收集到的關於孫中山的情報送給袁。不僅孫中山的活動和計劃處於危險之中，他的生命也是一樣，因為袁世凱的殺手一直在追蹤他。

　　①據日本外務省檔案「政治部分（1）」、編號MT103，內有1913年9月16至25日的特務監視報告。這些材料是久保田博子夫人發現並在日本印行的。她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宋慶齡研究者，曾在日本刊物上發表過許多有價值的材料並慷慨地把這些材料提供給本書作者。

　　根據1914年1至3月的日本監視報告，宋慶齡又多次來到孫中山的寓所（也就是他的辦公室）並且在有一次孫患病時幫助看護他。在這樣的環境下，她對孫中山的工作、個人品格和生活方式都有了更深的瞭解以及隨之而來的同情和敬慕。

　　孫的處境很不妙。不到兩年之前，在經過多年的革命奮鬥之後，他終於取得了勝利，成為世界上最新的共和國（它取代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封建帝制）的創始人和第一任總統，在全世界被稱頌為「中國的喬治·華盛頓」。但不到一年功夫，這個剛誕生的共和國被封建官僚袁世凱——中國第一個由帝國主義支持的軍閥和獨裁者——所顛覆和篡奪。孫中山把總統職位讓給袁世凱，作為回報，袁誓言忠於新式政府，孫希望這樣可以避免一場內戰。在孫一生中，這可能是他所犯的最大錯誤。陰險殘暴的袁世凱撕毀《臨時約法》、清除革命黨人並對其中最能幹的人策劃進行暗殺，最後圖謀復辟稱帝。1913年，孫中山為了實現他所一直嚮往的建設一個現代的、進步的、民主的中國，發動了「二次革命」，但遭到失敗。他既被這個篡權者宣佈為大逆不道的人，又被外國政府——它們正在稱頌和資助袁世凱——所拋棄，既無地位、又無錢財，但他現在要重新開始，組織第三次革命。雖然正處在命運的最低潮，他仍不停地工作。一些堅定的追隨者仍同他站在一起，許多顆熱烈的心仍在為他而跳動，其中就有宋慶齡的心。

　　1914年初她開始在孫中山身邊工作，當時孫為了推倒袁世凱、重建民國，正忙於重新組黨。他原來領導的同盟會曾充滿希望地、然而是過早地擴充成為一個組織更為鬆散的議會政黨國民黨。這已證明是個錯誤。當面臨考驗的時候，它的黨員有的轉向袁的一邊，有的被袁的暗殺行動嚇得一動都不敢動，有的腐化了。孫中山竭盡全力地工作，把那些堅定分子凝聚成一個更緊密、更有紀律的活動分子集體，這些活動分子他認為應是名實相符的革命者。

　　1914年6月22日，由於孫中山的努力，中華革命党終於在東京舉行了成立大會。孫被選為總理。但它一成立就出現分裂。分裂的原因倒不在於這個新黨的強硬黨綱——號召以武力推翻袁世凱並重申忠於革命、生死不渝——而在於孫中山堅持全體黨員必須宣誓無條件地服從他。他認為只有這樣做，才能保證這支新的隊伍在戰鬥中保持團結，並在遇到挫折或取得勝利後不致分崩離析，就同過去所發生過的那樣。有些堅決的革命者同意他的主張，其中有廖仲愷和何香凝這一對英勇無畏的夫婦。（廖是舊金山出生的華僑，思想上傾向於社會主義。他們夫婦成為宋慶齡的終生好友。）但另外一些同樣久經考驗的忠貞同志卻反對孫中山這一主張，其中」有歷次武裝起義的勇猛英雄、辛亥革命勝利的組織者黃興。他們也希望孫中山來領導，並且經驗證明，孫中山從不為個人爭權而只求民族和人民的勝利。^①即使如此，他們不願宣誓效忠於個人而不是效忠於事業。這使孫中山處於從未有過的孤立境地，儘管在餘剩的革命同志中間他保持著無可爭議的權威。

　　①在這方面的典型事例是辛亥革命後國內來電促請他回去出任總統，他卻置若罔聞，因為他覺得他還有更緊急的革命工作要做。（曾於1896年在倫敦營救孫中山脫險的英國醫生詹姆斯·康德黎（1851—1926）在他與謝爾登合著的《孫中山和中國的覺醒》一書中對此作了親眼目睹的記述。）同樣典型的是他毫不自私地、也是天真地把這個最高職位讓給了袁世凱。

　　在以後的年代裡，宋慶齡曾這樣評述，並強調這是孫中山自己後來總結出的結論：「在這時期中，他為了要復活他的政黨，進行了改組。但是，由於沒有一個反帝反封建的明確綱領，同時也由於不斷地重複了主要依靠個人的忠誠而不是建立嚴格的黨的紀律這一錯誤，因此他的政黨缺乏廣大的群眾基礎。」^①

　　①宋慶齡：《孫中山——中國人民的偉大的革命的兒子》，1956年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召開的慶祝孫中山誕生90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載《宋慶齡選集》。

　　正是在這樣一些政治上的、組織上的以及個人的急風暴雨式的壓力之下，孫中山同這位年輕的、充滿理想的、美麗而又能幹的慶齡在一起的時候越來越多了。對宋慶齡來說，他象徵著她自己所希望于中國未來的一切。「對孫中山來說，當他正處於一生中最低點的時候，慰藉以一種最意想不到的方式來到了。」一位傳記作者誇張地但並非毫無道理地這樣說，「在一位剛從美國回來的、漂亮的女大學畢業生身上，『現代化』成了有血有肉的東西」。^①

　　①萊昂·沙曼著《孫中山：他的一生及其意義》（英文），第128—129頁。

　　從1914年9月開始，慶齡開始每天同孫中山在一起工作，擔任他的英文秘書。這個職務本來是姐姐靄齡擔任的，因為她要同孔祥熙結婚，所以由慶齡接替。關於這一聯姻，鑒於以後的發展及它所代表的勢力，應該在這裡稍作一點介紹。孔祥熙是山西經營當鋪和票號（舊式的銀行）的富家子弟。他又是孔子的後裔，所以在中國有著最高貴、最古老的「地主—學者—鄉紳」三位一體的譜系。他又是一個基督徒、美國俄亥俄州奧伯林大學和耶魯大學的畢業生，這使他躋身於中國新的受過西方教育的精英的最高層，在東京成為當地中國學生的基督教青年會總幹事。最為重要的是，他是孫中山的一名追隨者——雖然有些含糊不定。這種情況似乎有點怪，但中國社會的上等階層在那個社會政治動盪和文化遞嬗的時代，因各種因素的交互作用，常常產生這樣的結果。隨著後來的發展，命定要成為蔣介石的財政部長——國民黨中國「官僚資本主義」的傑出典範——以及全世界最大的富豪之一。而這對夫婦的升官發財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於慶齡同孫中山的結婚——這是歷史的諷刺，因為這樁婚事的性質和意圖同產生這樣的結果是大相徑庭的。但這一切都是後話。

　　這裡我們所注意的不是孔家，而是慶齡。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那個月裡，慶齡接靄齡的班，在孫中山身邊開始工作。

　　孫中山是一位喜歡同那些忠心耿耿地和他一起工作的人（不論這些人職位高低）交流思想的領袖。他特別喜歡同年輕有為的人交談。從慶齡一開始來為他工作，他就這樣作。他託付給她的不但有日常事務，還有他的秘密通信。他經常對中國的時局和問題發表評論，使她受到有關中國革命的教育。她把外國報紙念給他聽，他們一起討論世局。多年以後，她還記得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孫中山同她談起法國英勇的社會主義者讓·饒勒斯^①，他在歐洲時曾見過他，非常敬慕。饒勒斯在大戰爆發初期勇敢地揭露這次戰爭違反交戰雙方勞動人民的利益，因此雙方的勞動人民都應起來反對。為此，他遇刺犧牲。

　　①致本書作者的信，1966年4月13日。

　　慶齡在1914年11月給還在美國讀書的妹妹美齡寫信道：「我從來沒有這樣快活過。我想，這類事情是我從小姑娘的時候起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革命運動的中心。」她接著寫道，「我能幫助中國，我也能幫助孫博士。他需要我。」^①

　　①科妮莉亞·斯賓塞著《宋氏三姐妹）（英文）第151、157頁。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