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10)_愛潑斯坦

一〇

　　另外一段有趣的回憶是最近由美國緬因州的一位老太太提供的。她的已故姨媽少年時有一次在科德角一個女童子軍營地度假，曾遇到宋氏三姐妹。在一次營火晚會上，慶齡用中國話發表了一通演講，題目是《給婦女選舉權》。雖然在場的美國女孩子一個字也聽不懂，但慶齡的表情和語調是如此生動傳神，以至於使她們似乎都明白了她的意思。她的這一表演使大家很感興趣並留下深刻印象。^①

　　①美國緬因州達馬裡斯科達的路易絲·C·博蘭夫人致哈裡森·索爾茲伯裡函，此函後又由索爾茲伯裡先生友好地轉送給本書作者。

　　這個故事也說明，慶齡在美國時曾到一些地方旅行過，儘管那時的旅行不像現在這樣快速和方便。在另外一些信件中曾談到她有一次在佛羅裡達州一個同學家中度假。她還可能去過其他地方。她出入美國時都曾在西海岸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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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幾件事常使人們疑惑不解：

　　第一，她在喬治亞州上學，那是實行種族隔離的美國南方的中心地帶。她對黑人的悲慘境遇持什麼態度？從她在大學時期的著作以及迄今為止所發現的信件，人們找不到答案。但在回顧中，如同斯諾所記錄的她在30年代同他談話時所說的那樣，「不幸的是，她牢記著東方人在美國受歧視、黑人受屈辱的生活。……她認為這與外國人耀武揚威，在中國人的土地上看不起中國人是一致的……有一回我請她談談對訪問蘇聯的感想，她對我說，『俄國人並不把有色人種看作是劣等民族』。她還說，『美國人不讓黑人兒童和他們的子女在同一個學校上學，但是，他們卻稱自己是基督教徒。這也是使孫博士感到俄國比美國更可親近的原因之一。』」^①

　　①《斯諾文集》第一卷《複始之旅》，第108—109頁。

　　與此相對照的是她妹妹美齡的話。據回憶，美齡曾對大學同學說過，「我身上唯一可稱是中國的東西是我的面孔」。一年夏天，美齡在美國北方的一個暑期補習班學習，歷史老師叫美齡講述南北戰爭中北方的謝爾曼將軍向奴隸主統治的喬治亞州進軍的事蹟，美齡答道：「原諒我，我是個南方人，這個議題使我很難過，我可以省去它嗎？」^①

　　①前一引語見西格雷夫著《宋家王朝》，第270頁。後一引語見埃米莉·哈恩著《宋氏家族》，第70頁。

　　慶齡的話表明，她同被壓迫、受歧視的人——不論是像她一樣的亞洲人、還是非洲人——是站在一起的。而美齡則把她自己看成是高等白人，她作為中國人的感情，不但同慶齡不能比，連靄齡也不如。靄齡1904年在美國舊金山入境時，曾受到過太平洋沿岸美國移民局官員專門對付新到的中國人的粗暴的種族污辱，差一點被關進臭名昭著的天使島上的拘留所。後來，有一次有人對她說，她看上去同一個美國公民沒有什麼差別。這本來是一句奉承的話。但她馬上十分乾脆地回答道，她是一個中國公民。當她被引見美國總統羅斯福時，她理直氣壯地問道，照她入境時所受到的待遇，「你們為什麼說美國是個自由國家呢？」^①美齡的態度在一定程度上可能由於她到美國時年紀太小（才8歲），容易接受環境的影響。但反應的不同還是很能說明問題的。

　　①見西格雷夫著《宋家王朝》，第107—108頁。

　　關於慶齡留美時期情況的第二個疑問是，她是否知道美國當時非常突出的社會主義思潮或工人的鬥爭，並受到它們的影響？

　　1912年是慶齡在大學裡的最後一年，那時她對社會問題已顯示出興趣。就在那一年的美國選舉中，社會主義候選人所得的票數之多是空前的（也是絕後的）。競選總統的尤金·弗·德布斯得了近一百萬票，在當時美國的選民總數中占了相當大的比例（當時憲法規定男子滿21歲才有選舉權，黑人的選舉權有名無實）。社會黨的週刊《理智的呼聲》發行量為50萬冊，在1912這個選舉年裡，又加印許多，總數達3，600萬冊，平均大約每3個美國人就有一冊。同年發生了紡織和其他行業工人的大罷工。宋慶齡對這些事情有沒有反應或有什麼反應，在已知的資料中都沒有涉及。也可能她沒有作出什麼反應——因為她生活和讀書是在南部，而進步浪潮最高漲的地方是在北部和西部。

　　但是，作為一個無書不讀的人，她至少在讀過的書中會接觸到社會主義思想。愛德華·貝拉米的小說《回顧》以想像的筆法，從一個理想化的社會主義的未來（作者深信這樣的時候終將來到）回顧當今的資本主義社會，看到它是何等的不合理和不文明。這部小說當時風行全國。辛克萊和傑克·倫敦的作品也廣泛流傳，這兩人都是社會主義者。^①我們確實知道，慶齡不久成為孫中山夫人之後，每天工余常念英文小說給孫中山聽，辛克萊就是所念小說的作家之一。^②

　　①愛德華·貝拉米（1850-1898）、厄普頓·辛克萊（1878-1968）、傑克·倫敦（1876-1916），均為美國作家。——譯者
　　②據70年代宋慶齡同她當時的秘書張玨的談話。

　　另外，在人們心中還出現這樣一個問題：慶齡（和美齡）在去威斯裡安學院之前曾在新澤西州薩米特市波特溫夫婦創辦的一所學校念書，據說這家的丈夫原來的姓是「波特洛溫」——這是一個俄國姓。^①他是不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移民到美國來的俄國革命者之一？（當時美國公眾所厭惡的是沙皇制度而不是這一制度的反對者。）如果是，慶齡有沒有通過這一渠道吸收了俄國民粹主義者或社會主義者的某些思想，作為她從美國革命傳統中所汲取的、以及來自像她父親和孫中山這樣的中國現代主義者和共和主義者的思想的補充？考慮到以後的歷史發展使她同蘇聯有密切的關係，人們會想弄清楚這一點。但這裡又是只有問題而沒有答案。

　　①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一書中稱波特溫一家是「白俄」，這在時代上弄錯了，因為「赤」「白」之分是在1917年十月革命之後的事情，而慶齡、美齡上這所學校是1907年。但本書作者無從證實西格雷夫關於這一家是俄國人的說法。當時這所學校被稱為「波特溫小姐的學校」，這位小姐的全名是「克拉拉·巴頓·波特溫」，沒有任何俄國姓名的跡象。

　　本書作者曾在日常交談中聽她不止一次談起過俄國作家岡察洛夫的小說《奧勃洛莫夫》。這是一部既辛辣又充滿同情的諷刺小說，描寫一個心地善良的懶人，他讀了很多書，但什麼也不做。慶齡開玩笑地把她自己比作奧勃洛莫夫。實際上，作為奧勃洛莫夫的對立面，誰也趕不上她。是不是波特溫夫婦最早介紹她讀了《奧勃洛莫夫》，並且認識到——就像當時進步的俄國人所認為的那樣——「奧勃洛莫夫主義」是一種必須避免的禍害。

　　她對1904—1905年的日俄戰爭及1905年的俄國革命又有什麼反應呢？這兩個事件發生的時候，她還在上海，但已到了基本懂事的年齡，而這兩個事件當時在有思想的中國人中是引起了巨大反響的。兩年以後，她就在美國遇到了波特溫夫婦，如果他們真同俄國有關係的話，那末他們在同她的談話中一定會提到這兩個事件。這是又一有待研究的領域。

　　我們迄今所能得到的唯一的、但十分間接的證據是孫中山和宋慶齡在上海莫裡哀路寓所的英文藏書中有關於1917年前俄國反對沙皇的叛逆者的書——左翼社會革命黨人瑪利亞·斯比裡多諾瓦的傳記，老布爾什維克維拉·菲格納的回憶錄，這兩人都是女性，很可能引起了宋慶齡的興趣。

　　對孫中山和他那些親密的追隨者來說，俄國1905年革命當然被看成是重要的事件。在日本出版的同盟會機關報《民報》對之曾有許多報道和評論。此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孫中山同在日本的反對沙皇的政治流亡者始終保持著友好的聯繫，其中有經歷極富傳奇色彩、精通多國語言的波蘭人尼古拉斯·魯斯爾博士（本姓蘇濟洛夫斯基）。他是一位曾在瑞士上學的醫生，一個在個人性格上和政治上都永不屈服的人。他曾組織過造反學生的「基輔公社」，被流放到歐洲；後又因參加民粹黨人的革命活動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後來居然勇敢地設法越過白令海峽到阿拉斯加，然後到舊金山，又到夏威夷。在夏威夷王國倒臺至美國兼併前這段短暫的政治真空期內，他曾出任夏威夷參議院院長，其後又到日本和中國。^①人們會猜想，宋慶齡是否有可能同這位愛好冒險、會說英語的人物見過面呢。

　　①本世紀20年代，當本書作者還是孩子的時候，碰巧遇到過魯斯爾，那時他已年過七十，在天津行醫。據說他年輕時在西歐求學，曾見過馬克思和恩格斯，並同他們談過話。在這樣一些偶合中，遙遠的歷史似乎變得貼近了。

　　到此為止，關於青年宋慶齡的背景和所處環境（生活環境及國際環境），已經敘述——有些只是揣測——得夠多了，足以使讀者對她獲得一個比較寬廣的視角。

　　現在繼續往下寫她的生平事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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