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8)_愛潑斯坦

八

　　§（五）成為企業家、愛國者和革命者的宋耀如

　　說來奇怪的是，宋「查理」同尊貴的上海衛理公會牧師倪家的聯姻反而終結了他自己的衛理公會傳教生涯。儘管他新夫人的娘家在基督徒社會中有地位，她帶來的嫁妝看來並不豐厚。他一個月薪水只有15美元，他多次向教會管理委員會抗議薪水太少，不夠養家，但沒有結果——那些美國的委員會對於如何恰當地對待一個「土著人」是有他們自己的主意的。這種情況使宋查理在1892年改行從商。這是行業上、而不是宗教信仰上的改變。他的第一個企業是一家印刷《聖經》的印刷廠「美華書館」。後來，雖然又開了一些鋪子，他仍到教堂去佈道——當然是以世俗志願人員的身份——並成為中國基督教青年會的創始人之一。

　　很可能，正是由於宋耀如有一家印刷廠，才使孫中山領導的共和革命派注意到他。孫、宋兩人至遲在1894年就已相識，甚至還可能更早一些。很快，宋的印刷廠不光印刷宗教方面的材料，還印刷革命傳單。使宋傾向革命的是他的現代化思想和民族主義。在美國，他學到了現代化的生活方式；回到上海，他想照這樣的方式生活。但是，中國國際地位的低落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對所有中國人的影響，使他成天苦惱不堪。

　　在做生意方面，他倒是很順當。他從印刷廠發展到麵粉廠和其他行業，包括出售外國機器。但像有些作者那樣把他歸入「買辦」一類（西格雷夫把他描寫成買辦的典型）很難說是正確的。中國的「買辦」作為外國的代理人或中介入，使外國資本和商品深入中國各地，損害中國自身的獨立發展。他們的利益不但同外國帝國主義者、而且同半封建舊中國的傳統統治階層相結合。他們對民族主義是淡漠、甚至反對的，對本國工業的發展一般是不關心的，除非他們自己要用他們的資本來辦廠。宋耀如所辦的企業更多地是屬「民族資本主義」一類。他輸入的是機器，中國自己當時還不能生產，不存在爭奪市場的問題，而對裝備中國自己的工廠倒是有用處的。後來，他又辦起中國人資本的麵粉廠。他的思想是資產階級的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思想。因此，把他稱作「買辦」是不合適的。

　　確實，他有幾個孩子參與了1927年後的蔣介石政府——從政治上說是買辦政權。但這是他死後很久的事了。

　　緊接著成親以及反抗外國教會在薪水問題上對他的歧視，宋耀如開始反對清廷。在思想上，這可能是由於來自美國的共和主義思想影響。在組織上，像許多別的中國人一樣，這看來是由於參加了一個歷史悠久的反滿秘密會社。不論怎麼樣，到1894年，即慶齡兩歲的時候，她的父親已同孫中山相識並成為知己，還在家中款待他。在以後多年中，孫中山無數次到宋家來，串門、留宿、開會或者隱藏。宋耀如不但在他的聖經印刷廠中印刷革命小冊子，還為革命募款及進行其他活動。

　　毫無疑問，慶齡很小的時候就見過孫中山。據現有的材料，孫中山在1894年和1900年都曾到宋家造訪。孫中山很愛孩子，從來不會不理他們。當慶齡還很小時，他可能逗她玩過；她上小學時，他也可能同她談過話。那時，她不見得知道孫中山同她父親正在進行冒險的革命事業，但她確實對這位受到尊敬——又備受苦難的——領袖人物和家庭密友，產生了敬慕之心。

　　在中國人中間有一個常聽到的傳說，說慶齡在13歲時（即1905年）第一次同孫中山談話。據說孫中山對她說，「我們只有學到各種各樣知識，才能救國」。她說，她要為他的同一目的——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而奮鬥。孫回答說，「慶齡，好極了！如果你願意幫助我，我將十分感激你」。慶齡在那個時候已知道孫是宋家至交並把他看作英雄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但這樣的談話，如同關於偉大人物的故事一樣，常常添校加葉，成了傳奇。

　　武昌起義時，慶齡仍在國外。在第一章所引用的她當時在威斯裡安學院校刊上發表的文章中，她熱烈地沉歌這次起義。1911年聖誕節孫中山回國抵達上海，宋耀如和靄齡（她已在早些時候學成歸國）立即同他取得聯繫，並陪同他在舉國歡騰中到南京去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正是在南京，宋耀如得到了一面新的國旗並寄給在美國的女兒慶齡。（第一章中已經記述了慶齡如何興高采烈地把這面新國旗掛在宿舍牆上、把黃龍旗踩在腳下。）

　　在上引威斯裡安校刊文章中，慶齡為什麼沒有提到孫中山？這似乎有點費解。但她不提她家同孫中山的關係是符合她的謙虛品格的。她從來不是那種喜歡以隨意、親密的口吻談到顯貴人物藉以抬高自己身價的人。

　　這部傳記是宋慶齡的傳記，不只是將要成為偉大的孫中山的夫人及遺囑的一位女性的傳記。當然，她後來的道路和業績同孫中山的影響及精神遺產是分不開的，但最根本的因素還在於她自己的傾向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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