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情事(78)_學達書庫

七八

　　三毛的人生觀太矛盾了。對於名利，她也是追求的，渴望的，放不下的，年輕的時候，她也希望自己能出類拔萃、引人注目，正因為希望得太強烈，那份極端的好勝心，使她對數學老師的那次當場羞辱無法忍受，一直耿耿於懷，造成了她背負了一生的暗藏在自信背後的自卑心理，自卑和自信在她的身上是一體的兩面，她越要在眾人面前表現她的自信，就越說明她的自卑。

　　「天生我材必有用」，生命，每一個生命，都必須具有價值，生命，便是價值的實現和求證。個體生命的價值只有在群體中才能顯現出來，再孤絕的生命，其價值都只能在別人的眼中得到求證。

　　「追名逐利」，不過是將生命價值的求證用一種比較通俗的話來表述罷了。這個詞之所以總給人一種不愉快的感覺，大概是因為它用了「追」、「逐」二字，在人的眼前製造出一個貪婪的形象。

　　也有人認為是沾了「名」、「利」二字，因為這兩個字總讓人聯想到庸俗。事實上，「名利」真這樣俗嗎？當然不俗！如果將「名利」放到廣義上去理解，「名利」不過是很原始、很自然的東西，追名逐利便也成了生命的歷程的另一種表述。

　　可惜的是，名利的追求和獲得，最終總要與名利的束縛和牽絆重合在一起，成名之後便有盛名之累，而且是名越大，就越累得厲害。於是，逃世，脫俗等麻煩事便來了，苦苦地追求名利之後，一旦擁有，對淡泊名利的追求便又來了。所謂「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

　　這樣的矛盾本是有了社會以來，人類最古老，最長遠的矛盾，世上人皆如此，三毛自然也不能例外。不過，絕大多數人都能順應這種矛盾，情緒上不會有太大波動。但對於天生神經敏感，身心成熟階段又在自閉於社會之外的狀態下渡過的三毛來說，這個矛盾便成為無計可消除的內心深處的巨大痛苦了，這個痛苦伴了她一生。

　　叔本華有一句名言：「人生，真如一個鐘擺！」

　　三毛的鐘擺便在不堪紅塵喧囂，追求片刻安寧的逃世和難耐桃源寂寞，渴望人情溫暖這兩個極點之間作大幅度的搖擺。

　　1979年，荷西死後，三毛難忍悲痛，本想自殺，隨荷西同去，念及雙親健在，實不忍為。她說：我願意在父親、母親、丈夫的生命圓環裡做最後離世的一個，如果我先去了，而將這份我已嘗過的苦杯留給世上的父母，那麼我是死不瞑目的，因為我已明白了愛，而我的愛有多深，我的牽掛和不舍便有多長。

　　所以，我是沒有選擇的做了暫時的不死鳥，雖然我的翅膀斷了，我的羽毛脫了，我已沒有另一半可以比翼，可是那顆碎成片片的心，仍是父母的珍寶，再痛，再傷，只要他們不肯我死去，我便也不再有放棄他們的念頭。

　　——三毛《不死鳥》。

　　1980年5月到1981年夏，三毛在荒蕪的大加納利群島的海邊社區隱居了一年多的時間。

　　這次隱居是一次苦修——

　　望著那片牛羊成群的草原和高高的天空，總使我覺得自己實在是死去了，才落進這個地方來的。

　　——三毛《銀湖之濱》

　　1981年5月，臺灣新聞局駐馬德裡代表劉先生給三毛打了一個長途電話，邀請三毛回臺北參加臺灣1981年度廣播電視「金鐘獎」頒獎典禮。

　　隱居以前便決心要老死海灘，不回紅塵的三毛在電話中一口回絕了，但放下電話後，她的心緒久久平靜下來，思凡之心一動，便再也無法苦修下去，於是一個電話撥通家裡，聽見母親的聲音，便脫口而出：「媽媽，我要回家了。」

　　三毛回到臺北，「三毛熱」旋即席捲了臺灣，三毛被評論界稱為臺北的「小太陽」，成為少男少女們狂熱愛戴的青春偶像。

　　在紅塵中呆久了，三毛又渴望做一個普通人起來。

　　1987年，臺灣當局開禁，准許臺灣部分居民回大陸探親，不願人家叫她「臺灣女作家」，希望人家叫她「中國女作家」的三毛，聽到這個消息後，抱住鄰居中的一個退伍老兵，又哭又喊：「我們可以回大陸了！我們可以回大陸看祖國了！」

　　三毛很快就制定好了回大陸的計劃。

　　1989年，她第一次回大陸，回故鄉，場面轟轟烈烈，熱熱鬧鬧，她盡情地哭，盡情地笑，滿腔「血濃於水」的故鄉情揮灑得淋漓盡致。可是悲喜過後，三毛卻感到一種乏力的虛脫，和鄉親們在一起時說過的話，做過的事，所有的眼淚和歡笑，回想起來竟有些做作得像演戲，親密的場面很多，深厚的感情內涵卻挖掘不出多少。失重感困擾著三毛，同時，她的濃情似火的大陸行在臺灣的家人中並沒產生太大的反響，這加重了她的難過。

　　第二次回大陸，她慎重行事，輕易不暴露自己的行蹤。對王洛賓的訪問給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對王洛賓的那個孤清冷寂，只有音樂的陪伴，沒有世人的打擾的家，產生了一種依戀感，她渴望和那同自己一樣，早年喪們的孤單老人同坐在門前看黃昏的晚霞和夕陽。她想，她和王洛賓在一起，便能使王洛賓的家成為他們的溫暖寧靜的桃源，沒有塵世的暄囂，也沒有遺世的寂寞，她的心將安定下來，不再搖擺，不再流浪。

　　離開新疆後她去了出生地四川。在一次座談會上，三毛快樂地說：「我一直在等你們同一個你們都很關心的問題，可你們一直沒問，你們為什麼不問我，你丈夫去世快11年了，你要不要再組建一個家庭？你打算什麼時候結婚？」

　　這是三毛孀居11年，第一次自己主動提出關於自己再婚的話題。

　　然後，三毛又自問自答道：「我希望今後能回大陸來，也希望一位先生能讓我愛讓我敬……他首先要能彌補我缺乏大陸生活的空白，用他的人生經驗來指導我。」

　　三毛的這位先生，是不是已經有了實有的人，具體所指是誰，恐怕只有三毛自己和上帝才知道了。

　　第三次來大陸之前，她同幾個好友的談話，已流露出明顯的準備定居大陸的想法。

　　在同王洛賓的通信中，她已把王洛賓當作她的知己，她甚至將一種人生的觀望，人生的信仰，寄託在王洛賓的身上，她在他的聲名被埋沒了60年，卻忍辱負重，任勞任怨，在默默無聞之中仍不放棄對音樂的愛和追求的品質上，發現了一種人生境界，並將和王洛賓生活在一起看作是自己人生的昇華和完滿。

　　可是，王洛賓卻讓三毛失望了！

　　王洛賓以怎樣的方式來生活，這本身並無絲毫不對的地方，三毛對他失望，並不能因此評判王洛賓的品質有問題，因為三毛的標準只是她個人的標準而已，並不能憑她的好惡來斷定人的好壞。

　　三毛失望，是因為她把王洛賓視為了知己，但王洛賓並不是她的知己，他承擔不了她對他的感情寄託和她的人生理想。

　　三毛答應了幫王洛賓拍戲，她不忍拒絕他，她答應了，答應得毫不情願，答應得完全違背心意。

　　住進王洛賓家的第一天晚上，三毛在這個自己渴盼了這麼久的地方，卻失眠了，不是因為太激動，而是因為心中的激情已被磨耗得所剩無多了。

　　第二天清晨，三毛睜著一雙整夜無眠的眼，演了一段「三毛訪洛賓」。

　　三毛幾乎像個木偶似的任憑導演的擺弄，機械地重複著別人的安排，心中說：來吧，你們想怎麼樣都行，三毛是一根蠟燭，他們說的，你們儘管拿去用吧，至於三毛，死好了，死好了……三毛的拍戲任務便是：身穿睡衣，踮起腳尖，輕手輕腳地把那三盤從臺北帶來的「邊疆民歌」錄音磁帶放在王洛賓的臥室門前，好讓他起床後，在開門時有一個意外的驚喜……送過的禮物收回來，以別人設計的方式重新送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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