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犁傳(112)_學達書庫

一一二

　　另外，他還多次說到自己好做夢，而且經常是噩夢，「行將已矣」，「大限之期」將要來臨，等等。

　　老年人的話，自然不是說著玩的；但我們看到，就在這十多年的時間裡（從1976年12月算起吧），卻迎來了他創作上的又一個高峰。他出版了我們前面列舉的那麼多集子，這本身就證明，他仍是文學園地上的一個強有力的耕耘者。古語說：「人之有生，唯精與神；精神不蔽，身體常春。」「自靜其心延壽命，無求於物長精神。」「老而寡欲，閒心勞形，養生之方也。」這幾條說的，孫犁全占了。再則，他是作家，他的生命，是與寫作共存的。對他來說，寫作本身，就是一劑振奮精神的良藥。他說他不會養生之道，也不相信單憑養而獲長生。那麼，他信什麼呢？除了修補舊書、擦摩小玩意（詩人張志民送給他自己家鄉深山出產的兩枚野胡桃，他非常喜歡，常拿在手心裡把玩）和養養花之外，那就是寫作了吧？

　　其實，寫作本身，對我來說，就是最大的最有效的消遣。我常常在感到寂寞、痛苦、空虛的時刻進行創作。我的很多作品，是在春節、假日、深夜寫出來的。新寫出來的文字，對我是一種安慰、同情和補償。每當我誦讀一篇稿件時，常常流出感激之情的熱淚。確實是這樣，在創作中，我傾訴了心中的鬱積，傾注了真誠的感情，說出了真心的話。在過去的漫長歲月中，烽火遍地，嚴寒酷暑，缺吃少穿，跋涉攀登之時，創作都曾給我以幫助、鼓勵、信心和動力。只有動亂的十年，我才徹底失去了這一消遣的可能，所以我多次輕生欲死。從1976年年底以來，他一直頑強而有效地耕耘著，按產量和收穫計算，他應該被評為「壯勞力」。他把自己複出後的第一個集子定名為《晚華集》，後來，他又把自己的另一個集子定名為《老荒集》。實際情況呢，他是「無間寒暑，不計陰晴」，在他耕耘的土地上，逐年都是花掩壟野，老而不荒。但是，人們到底記起他已經是七十六歲的高齡老人了。前些年，在張同志走了以後，他還想找個老伴，當時，住在多倫道大院附近的一位中年同志，常到他那裡走動，孫犁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和他談過。他的要求並不高，主要的一點，是理解。也許正是「理解」這兩個字太難了吧，事情終於沒有成。不過，說到理解，我們還可以提提過去的一個小插曲。那是在老伴去世之後，別人介紹了一個對象，他去見面。女方很隆重，連母親也來了。

　　「聽說你住的房子，很小，是吧？」那位母親問。「也很低，」他答，「有個臭蟲、蚊子什麼的，一伸手就摸著了。」

　　這件事就這樣過去了。

　　在張走後，他強調理解，這也是十分自然的。

　　那是1988年10月，我們在天津開會，很隨便地談起孫犁的生活來。

　　「這兩年，他不再提找對象的事情了。」那位中年同志說。

　　這就是說，孫犁自己也感覺到，年齡的確是不饒人了。

　　何況，這些年來，找他錄音、錄像的人也一再登門，這也加強了他的某種預感。

　　本來，他是連照相也不肯的。自1956年患病後，他很少照相，每逢照相，他總感到緊張，頭也有些擺動。「你樂一樂！」攝影師說。

　　但他樂不上來（本書所收他笑得很好的一張近照，實在是很難得的），有時是一臉苦笑，使攝影師更為難了：「你這樣，我沒法給你照！」

　　「那就不要照了。」他高興地離開座位，攝影師不高興地走開了。

　　有的攝影師能體諒他，不強求他笑，也下擺弄他拿姿勢，只拿著機子在一邊等，看到他從容的時候，就按一下。所以，他記憶中還是照了一些連他自己也覺滿意的照片，其中，有的還是名家的作品。

　　他還記得1952年中國作家協會開會時照相的情形。閉幕那天，通知到中南海照相。他雖然不願在人多的場合照相，這一次是不能不去的。

　　穿過幾個過道，到了現場，凳子已經擺好。他照例往後面跑，忽聽有人喊：「理事坐前面！」

　　我是個理事，只好回到前面坐下，旁邊是田間同志。這時，有幾位中央首長，已經說笑著來到面前，和一些作家打招呼。我因為誰也不認識，就低頭坐在那裡。忽然聽到鼓起掌來，毛主席穿著黃色大衣，單獨出來，卻不奔我們這裡，一直緩步向前走。走到一定的地方，一轉身，正面對我們。人們鼓掌更熱烈了。

　　我也沒看清毛主席怎樣落座，距離多遠。只聽田間小聲說：

　　「你怎麼一動也不動？」

　　我那時，真是緊張到了屏息呼吸，不敢仰視的地步。

　　人們安靜下來，能轉動的大照相機也擺佈好了。天不作美，忽然飄起雪花來，相雖然照了，第二天卻未能見報，大概沒有照好吧。1952年，他是三十九歲，不用特別誇張，那也是風華正茂的時候。而現在錄音的找上門來了，那意義就非同尋常。

　　來錄音的，是北京一個文學團體派出的兩個姑娘。這天早晨8點，他們來到了多倫道大院。時值隆冬，外面很冷，樸素的冬裝把她們包了個嚴嚴實實。進屋後，寬去頭巾外衣，孫犁發現，是兩個異常美麗的姑娘。霎時間，孫犁感到，青春的光彩使他那空蕩、清冷和老舊的房間，平添了許多溫暖和活氣，甚至連室內光線都提高了一度。

　　「留下你的聲音！」身材較高的那個，把小錄音機朝孫犁的桌子上隨手一丟，輕聲地說。

　　孫犁本來不喜歡見客，尤其是生客。人傳一言不和，他會中止和客人的談話。此外，他從來也沒有想過，要「留下」什麼。

　　這句不祥的刺激性的話沒有惹惱他。他看見那位俊俏的姑娘已經退回遠處的座位，臉上露出誠摯而天真的微笑。顯然，她只是認真地完成著自己的任務，並沒有考慮「留下」二字意味著什麼。

　　孫犁高興地把自己的聲音留在了那個小盒子裡。我們都會記得，他在抗戰學院上課，面對幾百人，不用擴音器，一喊就是幾個小時。他練出了一副好嗓子，他「留下」的聲音一定是洪亮的。

　　較矮的那個姑娘，帶著一隻照相機，給他照了許多相，然後兩人又輪流同他合影。這位姑娘很是文靜端莊，她向孫犁合影時，用雙手抹抹頭髮，又平平前襟，青春的風度和魅力，使孫犁至今不忘——不過，這也說明，孫犁畢竟還不算十分衰老的。

　　1988年秋，他遷出了和平區多倫道大院，搬進了南開區鞍山西道西湖村的新樓。孩子們給他買了新燈、新窗簾，電視也換成了彩色的，較之多倫道的居室陳設，可以說是煥然一新了。

　　「我的現代化建設起步很晚，但進展很快。」他對來道賀喬遷之喜的客人們說。

　　但他搬家時，除了二十一箱書籍、一箱書畫、五箱衣被、五筐瓷器、一筐文具……等等之外，沒有忘記帶回那一筐破鞋爛襪。這些孩子們要扔掉的東西，他到底還是一一收拾在一起，帶回來了。

　　這到底是新居，四周也都是拔地而起的新建樓群。在這裡，他將要進入90年代了。

　　這本傳記結束了，他的下一個里程的人生，正在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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