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犁傳(52)_學達書庫

五二

　　下面是孫犁關於1947年土改的一段紀事，文字雖然簡略，卻很傳神，照抄如下：冬，土改會議，氣氛甚左。王林組長，本擬先談孔厥。我以沒有政治經驗，不知此次會議的嚴重性，又急於想知道自己家庭是什麼成分，要求先討論自己，遂陷重圍。有些意見，不能接受，說了些感情用事的話。會議僵持不下，遂被「搬石頭」，靜坐於他室，即隔離也。他的家庭成分雖然是富農，按照當時的政策，凡是有人在外參加革命，政治上稍有照顧。會後，他被分配到饒陽縣張崗小區參加土改。去的那天刮著大風，他俯身逆行，只見飛沙撲面。張崗是一個鎮，進村後，他先到理髮店剪去長髮，又到集市上買了一雙大草鞋，向房東大娘要了兩塊破氈條墊在裡面。時逢嚴冬，他就穿著這雙大草鞋，每天蹣跚往返于雪封冰凍的張崗大街上，單看樣子，有些像屈子行吟於汨羅江釁。

　　但是，他畢竟不是兩千多年前遭到放逐的那位詩人，他是一名新時代的戰士，他懂得怎樣對待委屈。在張崗，他通過吃派飯、調查研究、開會動員等等接觸群眾的機會，和當地農民建立了真誠深厚的情誼。何況，農村風俗淳厚，對他也並不歧視。同志之間，也沒有像後來的所謂劃清界限之說。他在張崗大約住了三個月，這裡有一個紙廠，負責人是張冠倫，每逢紙廠請客，或是集日改善生活，張冠倫總是把他邀了去，打打牙祭。太平年月，千金之贈，不算慷慨，困難時候，一飯之邀，就令人感到溫暖如春了。「現在想來，那時的同志關係，也不過如此。我覺得這樣也就可以了，留下的印象是很深的，值得追念的。」他和張冠倫是1916年抗戰勝利後在冀中認識的，張為人熱情厚道，他負責的紙廠是一個土紙廠，在一家場院裡，設有兩磐石碾，用騾拉，造的紙專供《冀中導報》用。

　　在這個小區，他還被分配到大官亭掌握過工作。這已經是1948年春天了。大官亭有一所完全小學，每天晚上，孫犁都要利用它的大課室召集貧農團開會，散會的時候，常常是星斗闌幹，甚或雞叫頭遍了。學校的老師們都和他關係很好，凡集日改善生活，校長總是把他邀來，並請一位青年女教師端給他一碗非常豐盛的菜肴。「我那些年的衣食，老實講有些近於乞討，所以每請必到。」吃飽了，就和老師們娛樂一番，他出的節目，照例是京戲。

　　就在這期間，《冀中導報》正在用整版整版的篇幅，對他進行批判。

　　問題弄得這麼嚴重，主要和家庭成分有關，此外，也和「知名度」有關。先時，他在延安寫的幾個短篇，如《荷花澱》、《蘆花蕩》等，曾由張家口電臺廣播，《晉察冀日報》加按語予以轉載。他到河間後，《冀中導報》又登了那樣一個短訊，稱他為「名作家」，這件事雖然使他「苦惱」，卻使一些人感到「駭人聽聞」。這些可以說是誘因，引起批判的直接原因，則是他的兩篇作品。事情是這樣的：1947年，他到了舊遊之地的同口，住在老朋友陳喬的家裡。這本來也是抗戰期間養成的習慣，住在有關係的人家，生活上有些照顧。那時講統一戰線，住宿並不注意階級成分，住在地主、富農家裡，物質條件也好一些。同年，他在《冀中導報》上發表了那篇題名《一別十年同口鎮》的通訊，末尾講了幾句朋友交情的話：「進步了的富農，則在盡力轉變著生活方式，陳喬同志的父親母親妹妹在晝夜不息地卷著紙煙，還自己成立了一個煙社，有了牌號，我吸了幾支，的確不錯。他家沒有勞動力，賣出了一些地，幹起這個營生，生活很是富裕。我想這種家庭生活的進步，很可告慰我那在遠方工作的友人。」這些話，今天看來固無問題，在當時也符合黨的政策（文章裡說的情況，是當時的政策所提倡的）。但在同年冬天的土地會議上，這卻是他受到批判的一個理由。再就是那篇發表于同年《冀中導報》上的《新安遊記》。新安地處白洋澱一帶，地勢很低，四面臨水，在一個霧氣很重的黃昏，他從端村到新安城牆附近轉了轉，回去很快寫成了這篇小說，結果把大街的方向弄錯了，這就被定為「客裡空」的典型。

　　所以，總的看來，引起批判的，是某些社會性原因，並非文字之過。當批判的消息傳到孫犁的家鄉東遼城，人們不知「客裡空」為何物，不只令老母懸念，也加重了對家庭的鬥爭。孫犁自己總結這件事的教訓是：一、率爾操筆，缺乏調查；二、去新安時，未至縣委聯繫，那裡的通訊幹事，出面寫了批判文章，並因此升任《冀中導報》記者；三、報紙吹噓之「名」，引起人之不平。

　　應該說，他的作品受到報紙的公開批評，這並不是第一次。他的短篇小說《碑》在1946年4月15日的《冀中導報》上發表後，《晉察冀日報》副刊上就登出過署名白樺（據康濯說，這個白樺，不是現在的作家白樺，也不是曾任天津市委宣傳部負責人的白樺，其情況不詳）的批評文章，不過性質和這一次不盡相同，也遠沒有這一次規模大，但究其根源，也還是一個「左」。孫犁在1946年7月31日致康濯的信裡答辯說：「……我覺得他（指白樺——筆者）提出的意見是對的，但有些過於嚴重，老兄知道，咱就怕嚴重，例如什麼『讀者不禁要問：這是真實的嗎？』我不是讀者，我是作者，但是我可以說是真實的，因為事情就發生在離我家五裡路的地方。」此外，他的小說《琴和寓》、《鐘》，也都在不同的場合，受到過至少是不盡公平的批評。這些批評，雖然微不足道，但，「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誰能說像《冀中導報》上那樣大事張揚的批判，和這些批評所表示的某種思潮沒有聯繫呢？再讓我們從頭說吧。《冀中導報》上發表了那樣的批判文章後，開始時孫犁受到一些歧視，後來大家也就見怪不驚、適應如初了。

　　在土改工作組，他認識了王昆，「她系深澤舊家，王曉樓近族。小姐氣重，置身于貧下中農中間，每日抱膝坐在房東臺階上，若有所思，很少講話。對我很同情，但沒有表示過。半年後，我回家聽妻說，王昆回深澤時，曾繞道到我家看望，此情可念也。進城後尚有信。」批判歸批判，工作歸工作，而且，對他來說，只要工作，就自然地孕育著創作的種子。事實證明，他在饒陽縣張崗鎮和大官亭工作的這段經歷，後來都開花結果了。其中，在張崗那段生活，他寫成了《秋千》，在大官亭那段生活，他寫成了《石猴》、《正月》、《女保管》。這幾篇作品都是小說，但孫犁在記述個人經歷的《〈善閛紀年〉摘抄》中，當吹他在大官亭這段生活時，卻沒有具體敘述自己經歷的事件，只說「情節可參看《石猴》、《女保管》等篇，不贅。」既然這樣，我們就借助一下這些紀實性極強的作品，來展現一下他在當時的生活背景吧：大官亭是饒陽縣有名的富村，這村裡有很多的地主和財東。平分時候，這村的浮財，遠近都嚷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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