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名人傳記 > 孫犁傳 | 上頁 下頁
二二


  據他當年的學生回憶,孫犁那時上課,除去教科書之外,還常選一些進步作品,做為補充教材。「五四」開紀念會的時候,他登臺講演,並編寫劇本,讓學生演出。對於這件事,他的特殊形式的紀事——《善閛紀年》裡有著這樣的記載!深夜突擊劇本,吃涼饅頭,熬小魚,甚香。」有的學生,一直過了很久,還記得他上課的情景。在天津,這幾年也發現了兩個當年的學生:一個是六年級的劉學海,任水利局長,一個是五年級的陳繼樂,在軍隊任通訊處長。「劉學海還說,我那時教國文,不根據課本,是講一些革命的文藝作品。對於這些,我聽起來很新鮮,但都忘記了。」孫犁是從這裡走上抗日征途的。當他十年之後風塵僕僕地再次回來的時候,當年沒有很多機會接觸的那些群眾,對他卻不陌生:

  我在這裡教書時,那些窮苦的孩子們,那些衣衫破爛羞于見老師的孩子們,很多還在火線上。他們的父母,很久才認出是我,熱情真摯地和我訴說了這十年的同口鎮的經歷,並說明他們的孩子,都是二十幾歲的人了,當著營長或教導員。他們忠厚地感激我是他們的先生,曾經教育了他們……孫犁在白洋澱(荷花澱是它的一部分)邊上的這個村鎮住了一年,鄉親們看見他曾教過那麼多學生;他們是否也曾感到,由他們的汗水澆灌的這個「水鄉南國」,也栽培出一個文學上的「荷花澱」?

  孫犁在這裡教書的月薪是二十元,每月還按老習慣辦事:省錢買書。同口鎮上有郵政代辦所,每到星期日,他就到那裡匯錢到上海買書,特別是當時上海生活書店,辦理讀者郵購,非常負責任,這給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除了魯迅、瞿秋白等作家的書和一些進步刊物,這段時間,他繼續閱讀了許多蘇聯文學作品和俄羅斯古典文學作品,如高爾基和普希金的小說等等。白天沒有時間,他就晚上讀,那時學生散了,同事們也大都回家,他住的樓有一個大院子,那時四周空曠,萬籟俱寂,只餘室內孤燈一盞,正好是讀書的氣氛。桌子是破的,板床是冷的,板床下面,還是他從北平帶書回來的那只柳條箱——不過,他沒有在北平時的那種寂寞感了:「攤書苦讀,每至深夜,精神奮發,若有可為。」他的讀書方式,是我們所熟悉的,我們可以稱之為「孫犁讀書方式」:

  我把文章中間的精闢片斷,抄寫下來,貼在室內牆壁上,教課之餘,就站立在這些紙條下面,念熟後再換上新的。

  關於他從上海郵購書刊的情況,應該特別提一下瞿秋白的譯文集《海上述林》。這書是魯迅為紀念秋白遇害而編輯、出版的,署「諸夏懷霜社校印」,諸夏是中國,「懷霜」即懷念秋白之意。本書上卷收馬、恩、列和普列漢諾夫、拉法格等人的文學論文,以及高爾基論文選集與拾補等。據孫犁《書衣文錄》有關條下記述,他當時買了這部書的上卷,「金字絨面」,裝幀精美,他非常珍愛:「此書出版,國內進步知識分子,莫不嚮往。以當時而論,其內容固不待言,譯者大名,已具極大引力;而編者之用心,尤為青年所感激;至於印刷,空前絕後,國內尚無第二本。」孫犁沒有說錯。魯迅先生在1936年為該書寫的一篇介紹短文中這樣說:「本卷所收,都是文藝論文,作者既系大家,譯者又是名手,信而且達,並世無兩……足以益人,足以傳世。全書六百七十餘頁,玻璃版插畫九幅。僅印五百部,佳紙精裝,內一百部皮脊麻布面,金頂,每本實價三元五角;四百部全絨面,藍頂,每本實價二元五角……好書易盡,欲購從速。下卷亦已付印,准于本年內出書。上海北四川路底內山書店代售。」此文初載1936年11月20日《中流》(黎烈文主編)第一卷第六期,題《〈海上述林〉上卷出版》,未具名,亦不見於本期目錄,很像是一則廣告(後收入《集外集拾遺》時改題《紹介〈海上述林〉上卷》)。不知孫犁是否看了這則廣告才匯錢去上海買書的。總之,偌大一個中國只印了五百的這部書,和千里之外正在農村教書的孫犁有緣了。從孫犁所說「金字絨面」來看,他買的屬四百部內;他似乎並沒有買下卷(下卷收高爾基的諷刺詩《市儈頌》及創作選集、別德訥依的諷刺詩《沒工夫唾駡》、盧那察爾斯基的劇本《解放了的董·吉訶德》等)。這些,恐怕是出於經濟考慮、權衡需要而做的選擇吧。

  同口鎮上有地主、豪紳,也有軍閥。「我雖然是本村高級小學的教員,但也沒有身分去到陳調元大軍閥的公館觀光,只在黃昏野外散步的時候,看著那青磚紅牆,使我想起了北平的景山前街。那是一座皇宮,至少是一座王爺府。他竟從遠遠的地方,引來電流,使全宅院通宵火亮,對於那在低暗的小屋子裡生活的人民是一種威脅,一種鎮壓。」「在那個時候雖然是這樣的勢派氣焰,農民卻很少提起陳調元,農民知道把自己同這些人劃分開。」在孫犁的教書生活中,有一次卻發生了一件和這些人不能分開的事:

  「我二十歲(筆者按:應是二十三歲)的時候,在一個鎮上,當小學教師,兼教一年級的自然課。那種生涯,回想起來,老年人是沒法承擔的。一進教室,孩子們亂哄哄,那且不談。正上著課,有的孩子要撒尿,一時解不開褲帶,或撒完尿回來,自己結不上褲帶,我都要下講臺去親自動手。有一次,坐在前排的一個孩子,非常頑皮,怎麼說也不行,我煩躁起來,要證實師道尊嚴,就用教鞭在他的頭上敲了兩下。這孩子哭叫著走出校門,全體同學知道後都為之變色。原來,我打的這個孩子,是學校的董事,本村一個大軍閥的愛子,而且是愛妾所生。我這才知道闖了禍。但在舊社會,這也不過捲舖蓋走人而已,構不成別的什麼罪過。

  並沒有發生什麼事變。第二天,孩子還是來校上課了。因為,就是在舊社會,即使軍閥的愛妾,家長的觀念仍然是:請來老師和請來保姆,其目的是不一樣的。

  孫犁回憶這段往事,在於挖苦那些昔日舞弄棍棒的評論家,一下子從教師爺架式變成拿花手絹的保姆模樣,專事吹捧、護短;我們卻從這裡看到了孫犁教書生活的一個片斷,地方軍閥的氣焰,畢竟在人們的生活和精神上造成了實際的威脅。

  整個看來,在白洋澱邊這個村鎮小學教書的日子裡,他在生活上和當地群眾息息相通,在精神上和左翼與進步文學保持一致,心情是愉快的、開朗的,甚至可以說,他的思想進一步成熟起來了。

  這要感謝介紹他來工作的兩位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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