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傳生命的復蘇

生命的復蘇(1)

　　沈從文終於度過了這場危機。

　　藥物的治療，癒合了肉體與神經兩方面的損傷。懸想中降臨到自己頭上的災難，在事實上也沒有發生。隨著神經正常功能的恢復，各種恐怖的陰影和幻象逐漸消失，生命漸次複歸穩定。

　　病癒出院後，沈從文的工作編制仍留在北京大學，人已被安排到中央革命大學學習。

　　中央革命大學是北京解放後建立的一所培訓各級各類幹部的政治文化學校，地址在北京西郊，學員多達七千。沈從文所屬，為中央革命大學研究班，成員多是高級知識分子中的民主人士。創辦研究班的目的，是通過學習，幫助這些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適應社會和時代已經發生的巨大變化，在政治上向新生政權認同回歸。

　　按規定，學員必須在學校住宿。因此，沈從文每週星期一上學，星期六回家，前後凡10個月。

　　在這期間，聽政治報告，學習各種政治文件，討論，座談，對照自己過去的思想認識，檢查、反省、再認識，是學員們每天的課目。這些學習，將沈從文帶進一個過去因隔膜而陌生的世界。恰如當年從湘西走入都市，兩個世界構成的強烈反差，使精神不易取得平衡。他業已感到，自己過去幾十年形成的對世界和人生的認識，已經為變化了的社會觀念和社會人事所不需要，而對新的觀念和現實的接受認同，只能是一個長期而艱難的課題。在這種學習競爭中，同那些成份不同、年齡不同的學員相比，落伍似乎是註定了的。其時，正有一個近身的例子。一個從小在家鄉看牛拾糞的青年農民，小學未畢業便去作了一年銀匠，後來輾轉來到北京，得沈從文收留，在家裡做做飯，並由沈從文幫助讀點書。解放後，他進了中央革命大學第一班。畢業後被分配到河北鄉村作基層工作，成長為一個新農民的典型——學習文化充滿熱情，用新的社會觀點分析人事得心應手，遠非在城市中長大、在學校讀書的大學青年所能及。

　　面對新觀念、新人事的茫然若失，大病初愈後人所共有的那種不可解的悲憫心境，加上長期形成的內向性格，綜合成沈從文的憂鬱。學習之余，學員們由蘇聯人烏蘭諾娃牽頭，經常舉辦舞會，活躍文娛生活。沈從文照例不參加——這個「鄉下人」。進入都市將近30年，除了對音樂具有一種出於天性的愛好，對一切場面人際間的交際應酬全沒有學會。於是，便有人說沈從文「不高興」。

　　「我有什麼不高興？我不是那種嘻嘻哈哈的人。」沈從文在心裡替自己辯解。

　　他何嘗不知道准乎自然的樂天知命，正是一種難得的品格。自己早年那份任性和不忌生冷的脾性，正與這種品格相近。可是，它與自己已經漸離漸遠，即便回頭導覓，恰如一點星火，早經風雨反復淋浸，再也不能複燃了。

　　大約為青少年時期在社會底層長時期掙扎的經歷所規定，在沈從文的人際交往中，與都市場面上人，照例不大容易接頭，反與普通勞動者容易心靈貼近。在革大期間，他在一位炊事員身上，找到了情感寄託。學習之餘，當別人去參加舞會的時候，沈從文便默默走到廚房裡去，主動做一點力所能及的事。別的事幹不了，就在炊事員的指點下，管管爐灶。出於長期養成的凡事耐煩認真的習慣，沈從文幫廚時也能克盡職守。

　　炊事員是一個退伍老兵，長期的生活經驗，使他對研究班這些學者、教授，保有一種情感上的距離。然而，沈從文幫廚時那份兢兢業業的神氣，對普通人所有的平易天真，誠懇、樸實的態度，卻使他大為感動。時間一久，他和沈從文便成了好朋友。

　　一有閒暇，沈從文就與這位老炊事員聊天，常常在晚飯之後，兩人坐在廚房旁邊的院坪裡，交談各自的人生經驗。他們所共有的行伍經歷，成了談話的經常節目。老炊事員曾經參加過蘆溝橋保衛戰。當他敘說這段戰爭經歷時，既樸素親切，又生動傳神。敘述者在往事追憶中沉醉，沈從文也聽得如癡似迷。從華燈初上直到繁星滿天，兩人往往一談就是許久。踏著星光返回宿舍時，沈從文感到了生命的充實與愉悅。

　　老炊事員不獨對工作十分認真，對生活也充滿溫情。身邊的一切仿佛都有知覺，有生命。一個鍋碗飄勺的損毀會使他痛惜不已，食堂裡餵養的一隻黑白兩色的花貓，宛如他的朋友和兒子……從這位老炊事員身上，沈從文感到自己正與人類善良、誠實、熱情與愛的本性貼近。老炊事員的精神與風貌刺激起沈從文創作的欲望。他拿起筆來，想寫出老炊事員的行伍經歷，他由鍋碗瓢勺組成的世界，以及身邊那只通人性、有情感的花貓。可是，寫著寫著，耳邊卻響起一個嚴肅的聲音：你這個不安份的鄉下人，你可知道，你手中一支筆已經過時，你所欲寫的，對目前這個國家、社會，難道不是不僅無益，反而有害？你為何只醉心於與這個偉大時代不相稱的人生瑣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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