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傳故鄉行·二(3)

故鄉行·二(3)

　　臨時雇定的十幾隻大小空油船，一字排在河邊碼頭邊。一些軍用品堆放在河灘上，正有人在向船上搬運。一些隨沈岳荃同行的下級軍官，也陸續上了船。那兩連傷癒的家鄉子弟兵，都穿著嶄新棉襖，早排隊到了河邊，待裝船物資上齊，也分別上了船。幾個從河邊過路的學生代表，見此情形，知道事出倉卒，來不及組織歡送，立即跑到城門邊雜貨鋪，買了兩封千子頭鞭炮，帶到了河邊。

　　眼見弟弟離開自己，走上一隻大船，沈從文沉默無語，一種悲壯和肅穆情緒揉和在心裡。

　　鞭炮響起來了，大船已經調轉船頭，十幾隻船相繼緩緩向下游滑去，沈嶽荃和一群下級軍官站在船頭，默默地向沈從文揮手。

　　沈從文眼裡充滿熱淚，不由自主地沿河灘跑了起來，心裡有一個聲音在喊：「這不成！這不成！」同時又有一個聲音在回答：「這是戰爭，這是戰爭，這是戰——爭！」

　　船隊的影子在下游河岸轉彎處消失了。河面上慢慢升起的濕霧，逐漸聚攏，並向上升騰，越來越濃。黃昏正在降臨，沅陵碼頭遠近房屋和聲音，同往日一樣，不久就變得一片混沌，包裹在沉沉黑霧裡了。

　　想起在長沙與徐特立的談話，沈從文感到，要使地方安定下來，一致對外，遠不是一次談話就能奏效；而要消除外來人認湘西為「匪區」的錯誤看法，還得向人們介紹湘西的實在情形。因此，在送別弟弟以後，沈從文便著手寫作以兩年來湘西事變為背景的長篇小說《長河》。

　　小說選取沅水上游水碼頭呂家坪為故事發生的地點。開篇《人與地》集中展示民國以來20餘年間湘西社會變遷的大略情形。時間的長河已從《邊城》茶峒流到了呂家坪。由於點綴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輸入，唯實唯利庸俗人生觀無形中正洗刷著鄉村正直樸素人性美的最後一點殘餘。與此同時，自外而來的壓力正醞釀著湘西新的社會變亂。伴隨那位「家邊人」（即陳渠珍）下野、所部軍隊調商湘西、鄰縣正「調兵遣將」（苗族起義軍對國民黨軍事進攻作出的反應）而來的，是「新生活」（蔣介石提倡的所謂「新生活運動」）和「中央軍」的向上調動。一時間，湘西被籠罩在極度驚惶與恐懼之中。

　　婦人把話問夠後，簡單的心斷定「新生活」當真要上來了，不免惶恐之至。她想起家中床下磚地中埋藏的那24塊現洋錢，異常不安。認為情形實在不妥，還得趁早想辦法，於是背起豬籠，忙匆匆的趕路走了。兩隻小豬大約也間或受了點「新生活」的驚恐，一路尖起聲音叫下坳去。

　　「新生活」自然是國民黨中央勢力的象徵。然而，這實在又不是象徵。它與向上調動的「中央軍」，只是一個東西的兩面。它在骨子裡是湘西地方民族災難的根源。「怎麼省裡又要調兵上來？又要大殺苗人了嗎？苗人不造反，也殺夠了！」「掌櫃的，真是這樣子，我們這地方會要遭殃，不久又要亂起來。又有槍，又有人，後面又有撐腰的，怎麼不亂？」

　　——《長河》敲響了歷史上屢見不鮮的五溪會獵的開場鑼鼓。沈從文從深處觸到那個「苗民問題」，他感到一種徹骨之痛。為了沖淡現實帶來的內心痛苦，小說有意作成一種牧歌式的諧趣，塗染變動來臨前的鄉村寧靜，描繪鄉村美麗、質樸、天真，善良的靈魂，以及「鄉下人」面對人生憂患的鎮定從容。

　　他心裡想：「慢慢的來吧，慢慢的看吧，舅子。『豆子豆子，和尚是我舅子；棗子棗子，我是和尚老子。』你們等著吧，有一天你看老子的厲害！」

　　夭夭不作聲時，老水手於是又想起「新生活」，他抱了一點杞憂，以為「新生活」一來，這地方原來的一切，都必然會要有些變化，夭夭姊妹生活也一定要變化。可是其時看看兩個女的，卻正在船邊伸手玩水，用手撈取水面漂浮的瓜滕菜葉，自在從容之至。

　　小說的主幹故事就在這一時代大背景下發生。呂家坪那位依權仗勢、橫行鄉里的保安隊長（國民黨邪惡勢力的化身）與葡萄溪滕長順一家的矛盾，圍繞著敲榨桔子與調戲夭夭事件展開並逐漸激化。面對外來邪惡勢力的欺壓，「鄉下人」生命內部已經生長出抵抗憂患的力量。

　　夭夭呢，只覺得面前的一個唱的說的都不太高明，有點傻相，所以也從旁笑著。意思恰恰像事不幹己，樂得看水鴨子打架。本鄉人都怕這個保民官，她卻不大怕他，人縱威風，老百姓不犯王法，管不著，沒理由懼怕。

　　「沙腦殼，沙腦殼，我總有一天要用斧頭砍一兩個！」然而，這矛盾發生於中日矛盾激化、戰爭迫在眉睫之際，而國民黨卻忙著對內兼併，消滅異己。——「聽人說兵向上面調，打什麼鬼子？鬼子難道在我們湘西？」一方面，「鄉下人」對此感到無從解釋的困惑，一方面，一份愛國熱情正在身上燃燒。

　　「……船上有個美國福音堂洋人對我說，……日本會派兵來，你們中國明年一定要和他們打仗……要打鬼子大家去！」

　　「……我明天當兵去打仗，一定抬機關槍，對準鬼子光頭，打個落花流水！」

　　《長河》揭示出湘西地方民族對外的愛國熱情與他們自內遭遇壓迫、欺侮的矛盾，後者又與湘西特殊的民族問題相聯繫。這一矛盾不僅影響到湘西地方的安定，也對中國抗戰的命運構成威脅。它的發展走向，既關係到湘西地方民族的未來命運，也關係到中國抗戰的前途。

　　在第二次國共合作已經實現，全民族抗日統一戰線已經形成的1938年，不少文學創作沉醉于盲目樂觀氛圍的時候，沈從文以他對中國社會實際的深切瞭解，發現著那個「無可克服的根本弱點」，顯示出一種特有的清醒。

　　《長河》繼續著《邊城》對自為生命形式的探索。在老水手、夭夭、三黑子等人物身上，不僅依舊保留了翠翠、二佬、老船夫的善良、純樸與天真，而且開始有了染指權力的欲望：「我當了主席，一定要槍斃好多好多人，做官的不好，也要槍斃！」以及對實現社會平等的渴求：「不許倚勢壓人，欺老百姓，要現錢買現貨，公平交易，」他們已經擺脫對「天命」的依賴，生命主體生長出在社會變動中把握世界的信心。雖然《長河》仍不免對現實的沉痛感慨，卻一掃《邊城》裡的傷感。——這一方面，是沈從文受到了湘西苗族迫使何鍵下臺事件的鼓舞，一方面，又來自沈從文對戰爭或者會「完全淨化了中國」的渴望。

　　《長河》只完成了第一卷。按預定計劃，《長河》全篇共四卷規模，打算寫到苗族起義軍接受改編，蔣介石將其送上抗日前線，企圖假日軍之手消滅苗族生力為止，完成大時代變動中苗民族和湘西地方悲劇命運的描寫。可是第一卷完成後，在香港發表，即被刪去一部分；1941年重寫分章發表，又有都分章節不准刊載。全書預備在桂林付印時，又被國民黨檢查機關認為「思想不妥」，被全部扣壓。托朋友輾轉交涉，再送重慶複審，被重加刪節，過了一年才發還付印。到全書由開明書店出版時，已經是1948年了。

　　《長河》終於以一部未完成的長篇，留在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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