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戰犯管理所長的回憶(69)

六九

　　從北京返回撫順後，我受「特務」嫌疑開始被批鬥。造反派說，那麼關心戰犯怎麼不是特務呢？我做什麼解釋和辯解都無濟於事。10年文革動亂後，我聽李淑賢說，溥儀因我也受了不少苦。紅衛兵和造反派為了調查我的所謂罪行，多次找躺在病床的溥儀審問。

　　「老實交代金源的罪行，不然沒有好下場。」造反派把筆和紙遞給溥儀。

　　「金源所長是我的恩師，是全國有名的模範幹部。他始終堅決貫徹執行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我以全國人大常委和政協委員身份和金源先生的學生身份擔保。」

　　溥儀絲毫不考慮自己的安全，每次都重複上述的說法，為我辯護。因而，他受到更大的痛苦。我聽了李淑賢的話廳，心裡很難受，眼裡流著淚水。

　　1967年12月，溥儀因患腎癌，朝夕難保。一天，他從昏迷中醒過來。他不再呻吟，睜開眼，微笑著，撫摸著夫人的手。

　　他深情地說：「淑賢，我的一生做過皇帝，也做過普通百姓。我覺得，自己生命的結局是好的。改造我這樣的人是絕對不容易的，任何國家也不會有的。」

　　這句話就是溥儀對夫人說的臨終遺言。他出獄8年後去世，享年61歲。他去世時，我因被遊街挨鬥，對他的去世噩耗一無所知。1979年，溥儀去世12年後，在政協禮堂舉行了溥儀追悼會。在追悼會上，我見到了溥儀的夫人李淑賢、弟弟溥傑和杜聿明等老人。12年了，他們已哭幹了對故人悼念的淚水。這天的話題主要是講文比大革命的動亂。他們說了許多在周總理保護下，躲過動亂災難的事情。

　　改革開放開始後，我參加了反映溥儀一生的電影拍攝，是影片中唯一真實的人表演自己。解放軍八一電影製片廠拍《戰犯》一片時，我擔任顧問；中意合拍《末代皇帝》一片時，我參加了宣佈特赦令的拍攝。

　　《末代皇帝》是1984年籌拍的。意大利導演在寫劇本時，頻繁找我談劇本。劇本是改編溥儀自傳《我的前半生》。但這本回憶錄描寫管理所生活很少，我補充了許多部分。我與意大利導演經常見面。每次見面，總是從早談到天黑。他提問不同時期的歌曲、大街上的標語、流行的服飾。我為了真實地再現溥儀的生平盡最大努力幫助劇組。

　　劇本撰寫完後開始拍片時，意大利導演還不時地找我談片，聽取我的意見。一天，導演請我出演影片的一場戲。我回答他，我連活報劇也沒有演過，電影就更不能拍了。但他說，戲不長，為了保證電影的真實性，辛苦一次吧。不好再謝絕了。我按照他的要求，翻出原來在管理所穿過的舊服裝，去了拍攝現場。戲不過1分鐘。因演技問題，這場戲從一早拍到傍晚。這天我才知道，拍電影如此艱難。

　　電影拍完後，被有關部門審查時，我以顧問身份參加了審查工作。電影基本上反映了真實的情況。但是，關押期間管教人員謾駡和毆打戰犯的場面是完全捏造的。我向兩國導演提議修改這一部分。

　　意大利導演要求給予諒解。

　　他說：「這部影片將在世界各國放映。戰犯管理所與外國的監獄一樣。看守和犯人親如一家人，那別的國家人們不會相信，進而對這部影片的真實性也會產生懷疑。那麼，花費鉅資拍攝的影片就賣不出去了。請予諒解。」

　　他再三這樣請求，但我始終堅持不能歪曲歷史。

　　這部片子在世界許多國家上映，並獲得了奧斯卡獎，特別是在日本反應較大。日本戰犯們說，影片中將出現金所長，所以舉家帶口去影院觀看。之後，我每次訪日時，總是受到日本戰犯們的質問。他們對影片中描寫看守打罵戰犯歪曲歷史的場面很不滿。我借該書向讀者澄清電影中歪曲歷史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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